窗外的八重樱被雨水打得低垂，我望着表参道精品店屋檐下躲雨的白领们出神，手边的抹茶拿铁升起袅袅热气。自动门开合的瞬间，三味线的调子混着法餐厅的松露香气飘进来，这或许就是银座最昂贵的空气——如果那些捂着爱马仕丝巾匆匆走过的贵妇知道，五年前我还在京都二手公寓里拆解泡面调料包，大概会露出新宿百货柜姐式的标准惊愕表情。
选择把钱袋埋进富士山脚的冻土，并非因为传说中的茶道美学。真正让我按下指纹签署投资签证的，是深夜便利店永远温暖的炸鸡香气，是垃圾分类站阿婆用关西腔喊“辛苦了”时弯曲的脊梁，是地铁里西装革履的上班族抱着《海贼王》笑得像个孩子的魔幻时刻。这个国度在精密运转的齿轮缝里，藏着让人心安的秩序裂隙。
住进六本木之丘的第五个月，私人税务师递来的文件里夹着封手写信，末尾印着京都和菓子老铺的金箔纹章。那位在每月茶会上与我互换雪茄的财阀第三代，用汉文训读体写道：“您像唐津烧陶器般把异质烧进了我们的窑。”确实有趣，当资产证明突破某个阈值，谦卑反而成为最锋利的开刃刀——怀石料理长会特意询问中国胃是否需要隐藏菜单，高尔夫俱乐部的电梯小姐能用四种方言说“恭喜开球”。
但真正奢侈的，是发现自己在涩谷十字路口汹涌的人潮中停下脚步时，竟能准确分辨其中混着的几句上海话。就像此刻透过防弹玻璃眺望彩虹大桥，衣襟上别着梵克雅宝银杏叶胸针的我，突然怀念起家乡梧桐树下那些穿着睡衣打麻将的清晨。这样的撕裂感，或许才是新移民最昂贵的收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