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冷雨冲刷着柏林火车站锈蚀的顶棚，汉斯·韦伯的手指无意识摩挲着褪色的军大衣第三颗纽扣。1948年的蒸汽机车喷涌出呛人的煤烟，月台上挤满灰蒙蒙的人群，像极了七年前开往东线战场的军用专列——区别在于这次没有夹道欢送的鲜花，只有藏在呢子大衣里的银制餐具与残破相框，在安检员翻开行李箱的瞬间暴露在十一月潮湿的空气中。
美国领事馆签发的移民许可始终带着荒诞的质感。当去纳粹化法庭的书记官将那份印着星条旗的文件推到他面前时，汉斯想起被苏联人俘虏的那个冬天，审讯官也曾用同样审度的目光剥开他的军装。不同的是这次他们允许他保留缝在衬衣内袋的全家福，照片边缘还沾着斯大林格勒的雪泥。芝加哥的纺织厂不需要知道这些，正如新大陆的邻居们不必深究他大衣内侧用金线绣着的"Gottmituns"（神与我们同在）曾被多少战壕里的血污浸染过。
密歇根湖的风比波罗的海更为粗粝。在鲁普区逼仄的公寓里，汉斯学会了用美式扳手调试德产机床的微妙误差，就像在战俘营里学会用黑面包计算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的直线距离。工厂流水线传送带规律的嗡鸣逐渐取代了T-34坦克履带的碾压声，直到某个加班的深夜，当新来的意大利裔工友哼起《莉莉玛莲》时，他手中的气缸突然迸发出不协调的震颤——那首用战地电台在交战双方阵地上空盘旋的旋律，此刻正在芝加哥工业区的月光下流淌成密西西比河支流的形状。
第二代移民的英语总是带着莫名的自信。女儿露易丝在高中戏剧节出演朱丽叶时，汉斯在观众席角落用猎犬般警觉的目光扫视着剧场穹顶——柏林国家歌剧院的巴洛克式浮雕曾在他休假的记忆中熠熠生辉，直到1943年那个燃烧弹点亮柏林的夜晚。此刻舞台上晃动的镁光灯让他的指节条件反射般抽搐，仿佛又触摸到高射炮击发装置的冰凉触感。幕间休息的咖啡吧里，女婿正用堪萨斯农场主特有的爽朗声调谈论越战征兵令，汉斯盯着杯底沉淀的咖啡渣，突然清晰记起十二岁那年第一次在教堂领圣餐时，银杯沿残留的葡萄酒气息如何与管风琴声共振。
退伍军人节的游行队伍经过德国城啤酒屋时，汉斯总会提前三个街区拐进第七小学的后巷。彩车上白发苍苍的101空降师老兵举起香槟的瞬间，他的视网膜总会重叠出帝国总理府地下掩体最后派对的情景，水晶吊灯在炮火震动中摇曳出的阴影，与芝加哥霓虹灯投射在啤酒杯中的光影有着令人晕眩的相似性。直到某个深冬的傍晚，五金店学徒误将泛黄的黑白照片混进工具说明书寄往威斯康星，收件人在包裹里发现的党卫军橡叶骑士勋章，连同露易丝哭红的双眼一起，将汉斯推向社区教堂告解室的胡桃木隔间。
神父的侧影在彩色玻璃窗投射的光斑中模糊成块状色团，像极了被烟雾弹遮蔽的突出部战役前线。当他用芝加哥腔英语背诵《马太福音》第七章时，汉斯突然意识到自己始终在用德语数念珠——那个在敖德萨战俘营里用牙齿和指甲保存下来的音节体系，正在异国的忏悔室里生长出新的根系。窗外的风雪裹挟着约翰·丹佛的乡村音乐卷入圣堂，铸铁暖气片发出的响声如同老式打字机在誊写移民局的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