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的东京，电车玻璃映出我金色的后脑勺在满目黑发中格外醒目。攥着便利店饭团的指尖还残留着关东煮的热气，711店员那句过于标准的「欢迎光临」在耳畔挥之不去——这是我在神奈川县定居的第三年，每个工作日的开端依然像精心编排的日剧场景。从新宿黄金街微醺归家的德裔设计师、京都祇园执着于抹茶巴斯克蛋糕的澳大利亚甜品师、大阪商务区每天用关西腔问好的加拿大程序员，我们这些白色面孔在町内会名册里被称为「特别永住者」，在百货公司化妆品柜台的问候声中沦为「需要英语导购的外国客人」，却在居酒屋大叔递来冰镇啤酒的瞬间，突然听见一声熟稔的「常连さん」（老顾客）。
江户末年的横滨山手区早已为这种文化混溶埋下伏笔。当黑船来航敲开锁国体制，荷兰商馆医生西博尔德在出岛用和纸绘制人体解剖图，英国摄影师贝亚托用湿版照相术凝固明治天皇的侧颜。如今涩谷十字路口的金发青年举着手机直播，秋叶原女仆咖啡厅的东欧服务生戴着兽耳发饰，我们在霓虹灯管下重演着佩里准将叩关的历史剧本，只是这次携带的不再是蒸汽战舰，而是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与破碎的旧护照。
语言学校的霓虹灯在池袋北口彻夜明灭，照亮四十国子音在五十音图里碰撞的硝烟。二十九岁的法国哲学硕士对着东京燃气缴费单陷入语义迷宫，四十岁的硅谷工程师在居酒屋菜单的「生ビール」前如释重负。日本企业的「本音と建前」（真心话与场面话）像一道透明的防弹玻璃，我们在年终忘年会上捧着橙汁伪装啤酒，在同事婚礼上为三三九度杯的仪式流程屏息——直到某个加班的深夜，课长突然用破碎的英语问起德州扑克的规则，文件柜上哆啦A梦的黏土模型在月光下泛起温柔的釉色。
神社的注连绳在每年正月被染成雪色，教堂尖顶却在原宿街头投下哥特式暗影。长野县的白人农场主改良着越光米种植技术，北海道的德国面包师在石窑前等待天然酵母的呼吸。我们携带着异质文化的染色体，在老龄化社会的基因池里缓慢重组。当京都老铺第十代店主收下意大利学徒，当日式养老院开始配备俄语护理员，平成时代最后那抹浮世绘般的晚霞，正悄然晕染成令和世界的丙烯颜料。
街角自动贩卖机的荧光映照手机屏幕，某个跨国婚姻论坛正在讨论二代混血儿的汉字姓名。咖啡杯中升起的热气模糊了便利店玻璃，落地窗外是永远井然有序的异乡，也是某种悄然蔓生的新故乡。涉谷站八公犬铜像前，某个瑞典旅行作家突然意识到，自己开始在下意识计算东京与斯德哥尔摩的时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