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箱的轮子在老房子的木地板上划出最后一道弧线时，母亲养的绿萝突然从玄关架上垂下一截藤蔓，轻轻扫过我的后颈。这个生活了二十八年的江南小城正在梅雨季里发霉，空气里浮动着樟木箱、旧相册和防潮剂混杂的气息。我蹲下来重新扣紧登山包的卡扣，手指触到夹层里那本翻烂了的《德语语法突破》，扉页上歪歪扭扭写着三年前立下的誓言——那时的我正蜷缩在国企格子间里，机械地盖着报关单上的红章，玻璃窗外梧桐树的剪影每天都会在四点十六分准时爬上第38号文件柜。
法兰克福机场的自动门喷出带着金属味道的暖气，德铁晚点的电子屏红光刺眼。当租房中介的奔驰车碾过莱茵河畔的鹅卵石路，副驾驶车窗映出我攥着房屋合同发白的指节。柏林的十月会用连绵阴雨教会我“Schimmel（霉菌）”这个单词的重量，就像此刻房东太太正皱着眉头，用鞋尖踢了踢我从淘宝海运来的压缩真空棉被：“地下室每平方米每月存储费3.5欧。”
市政厅注册处的橡木长桌前，我的A1级德语在公务员机械式的提问里溃不成军。窗外的雪落在新天鹅堡明信片般的街景上，而我的手指正把皱巴巴的医疗保险单捏出水痕。直到咖啡馆打工时打碎第八个咖啡杯，巴伐利亚口音的老板娘终于拽过我的围裙，在地图上画出鲜为人知的移民咨询中心——那栋爬满常春藤的十九世纪小楼里，来自叙利亚的律师会教我如何用柏林式直白反击房屋中介克扣的押金。
圣诞集市的热红酒在陶杯里蒸腾出肉桂的雾气，隔壁独居的施密特先生突然将他的门钥匙拍在我的掌心。这位退休工程师的深蓝色瞳孔里跳动着科隆大教堂尖顶的反光：“我要去慕尼黑女儿家过冬，你每天17:20记得给露台上的山茶花浇水。”他佝偻的背影消失在电梯口时，我忽然发现那张写着注意事项的便签纸上，所有动词第二分词都被细心地用红笔圈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