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我站在柏林公寓的飘窗前，看着楼下骑自行车匆匆经过的年轻人，他们的金发被风掀起的样子总让我想起三十年前女儿学骑车时摔倒在苏州巷口的模样。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嗡鸣，厨房水槽里浸着昨晚没洗的瓷碗——印着巴伐利亚传统花纹的器皿，是社区互助中心送的乔迁礼物，却在釉色剥落处露出我偷偷贴上的防撞海绵。三个月前托运到的旧皮箱依然躺在衣帽间角落，拉链齿咬合着半截绣着牡丹的真丝围巾，像道始终舍不得完全揭开的帷幕。
去超市买鸡蛋成了每周最郑重的远征。冰柜前徘徊的二十分钟里，德语标签上“Freilandhaltung”（散养）和“Bodenhaltung”（圈养）的区分，总让我在环保理念与价格差异间踌躇不定。收银台前年轻人扫条形码的节奏快得像是钢琴家弹奏练习曲，每次轮到我的苹果和麦片时，布满老年斑的手总悬在支付终端前颤抖，仿佛在完成某场隐秘的投降仪式。
社区医院的预约系统教会我精确到分钟的计算哲学。那次胃痛急诊，我带着中国带来的病历翻译件，却在对上主治医师灰蓝色瞳孔的瞬间，突然忘记“十二指肠溃疡”的德语发音。护士递来的热苹果茶在纸杯里漾开涟漪，候诊室播放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中，我数清了墙面上悬挂的79块瓷砖——比苏州老宅天井少17块，这个发现让我在问诊椅上无端红了眼眶。
每周三的德语课，我在笔记本边缘画满苏州园林的飞檐。当年轻教师用夸张的口型示范“DieMauer（柏林墙）”的发音时，粉笔灰落在我袖口的频率，和四十年前备课时的华东师大教室里如出一辙。课间休息总有三两越南裔同学分享自制春卷，我们隔着破碎的德语词汇谈论雨季长短，当话题滑向故乡潮湿的青石板路时，自动咖啡机泄出的蒸汽会恰到好处地模糊彼此的眼角。
女儿视频通话的背景里，她七岁的混血外孙女正用乐高积木搭建想象中的拙政园。孩子举起歪斜的亭台模型时，我瞥见客厅书架最上层那本蒙尘的《德汉字典》，1993年版，扉页还夹着浦东机场海关章的复印件。窗外的栗子树开始飘落今年的第三茬黄叶，我把手机镜头转向阳台新栽的栀子花——从亚洲超市买回的植株，在北纬52度的秋阳里，正笨拙地学习如何打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