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成田机场时，我的手心还攥着半融化的梅子糖。三个月前堂姐从大阪寄来的手信，此刻在东京潮热的空气里洇湿了包装纸。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日本，前两次作为留学生的轻松心境早被成田海关严苛的审查目光碾碎——装着存款证明和租房合同的公文包变得格外沉重，就像我即将要签下的三年期工作合约。
新宿区租赁公寓的押金吃掉了半年积蓄，在区役所填写的住民票却让我产生了定居的错觉。最初三个月，我沉迷于深夜便利店的关东煮和巷弄居酒屋的喧嚣，直到发现税后工资只够支付自动贩卖机里300日元的罐装咖啡。入职式上社长亲自佩戴的黄金社章背后，是每月六十小时的义务加班文化，当我在季度面谈中提及劳动基准法第36条，人事部长镜片后的瞳孔骤然缩紧。
梅雨季的周末，房东太太送来手作羊羹，我照搬中国习俗回赠整盒车厘子。次日管理员便委婉暗示「过度的赠答会令人困扰」。这种细密的窒息感在年末忘年会上达到顶峰：中国籍同事小张因急性肠胃炎缺席，部长在全员面前冷笑「不参加酒会的人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社会人」。宴会厅墙壁上的「一生悬命」书法卷轴在清酒氤氲中扭曲变形，我突然看清文化融合这个命题里，自己始终是被异化的变量。
法务局窗口的公务员第三次退回永住申请时，我终于对着残缺的纳税记录笑出了声。五年间反复填写的在留资格更新表格，某天突然变成撕碎的千纸鹤飘落在隅田川。归国航班起飞那刻，我数着机舱里此起彼伏的中文通话声，意识到日本社会暗中标注的移民阶级制度：永远的外国人，永远的第二梯队。羽田机场免税店买的白色恋人饼干在托运中碎成粉末，某种隐喻性的结局。
移民中介永远不会透露的真相是：东京晴空塔的观景台上能看到整个关东平原，却看不到融入的路径。日本总务省2022年的数据显示，持工作签证的外国人五年内退场率达42%，这个数字此刻在我胃里凝结成未消化的魔芋块。当飞机穿越东海上空的气流颠簸时，我突然读懂居酒屋常客老头说的那句醉话：「ここじゃないどこかへ行きたくなるのは、自分自身から逃げているからかもしれんよ。」（总想逃往别处的人，或许是在逃避真正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