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舱广播响起时，她正将额头抵在起雾的舷窗上。地中海的咸涩海风似乎还缠绕在发梢，手心里却已攥着首都机场干燥的北风。推着行李车的海关人员从传送带那头晃过来，白炽灯在凌晨五点的玻璃幕墙上折出细碎光斑，像极了瓦莱塔港口那些总在她清晨写作时跃动的粼粼波光。
二十八寸行李箱里有半罐没喝完的刺山柑，马耳他房东太太硬塞的薰衣草香囊，还有件总被海风吹到露台栏杆上的旧毛衣。手机重新连网的瞬间震动起来，锁屏照片里蓝窗坍塌后的废墟与此刻七个未接来电、三十二封工作邮件的红点重叠，让她在行李转盘冰凉的金属杆上蜷了蜷手指。
航站楼落地窗渗出蟹壳青的天光，清洁工拖着涮拖把的水桶从反光的地面划过，轱辘声碾碎了最后半格时差。某个恍神的刹那，她听见圣约翰大教堂的钟声穿破三万英尺的云层，轻轻撞在虹桥机场T3航站楼崭新的电子屏上——那是张欢迎使用自助通关系统的笑脸，正在循环播放第七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