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橘子树枝探过铸铁阳台，在晨光里将碎金洒满键盘。我的食指悬在删除键上已有三分钟——这个动作本身就像个隐喻，德国养成的精确主义正与地中海的慵懒节奏角力。咖啡馆里传来瓷杯相碰的清脆声响，混着加泰罗尼亚语的卷舌音飘上四楼，某种熟悉的焦躁从胃部升起，就像三年前初到时，看见市政厅职员在下午两点锁上柜台那样令人愕然。
马约卡岛的海风早已将我的柏林式肢体语言泡得柔软。如今我能用叉子卷动海鲜饭却不掉落一粒米，会在超市队伍向前挪动半米时自觉地与前方顾客保持柑橘香气流动的间距。上周在菜市场，卖火腿的胡安抬手看了眼根本不存在的腕表，用带着火腿油脂味的西语调侃：“德国人连眼球的转动都比别人精确两度。”这次我没解释人体虹膜肌肉的收缩频率，反而接过他递来的伊比利亚橡果火腿，任由油脂在舌尖融化成迟到了三十年的夏日。
教堂钟声在八点零七分敲响时，我的稿件字数仍卡在387这个质数。隔壁老太太趴在窗台上喊道：“电脑该晒太阳了！”她坚持认为电子设备需要像仙人掌般定期进行光合作业。这样的时刻，早年习得的系统思维会自动生成对比图表：德国雨水浸润出的秩序意识，正在西班牙日照下发生奇妙的酯化反应。去年复活节烤坏杏仁糖蛋糕那次，楼下吉他匠人送来整盘Torrijas，金黄的吐司浸满蜂蜜，居然比精密温度计控温的烤箱更接近某种宗教体验。
暮色里散步到哥伦布纪念碑，捡到个在沙堆里画航海图的五岁孩子。他教我如何用贝壳当帆船，说着糅合加泰罗尼亚语和德语的混合寓言。潮水漫过我们用树枝划出的直布罗陀海峡时，忽然想起法兰克福机场那只挣脱转运箱的亚马逊鹦鹉——它最后是不是也在这片充满不规则动词变化的土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变格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