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港的晨雾中，传来悠长的钟声。港区石板路上留着几代人的足印，转角处的郑家祠堂前，香炉里的沉香已持续燃烧三百余年。1654年秋，当郑氏家族第六房支系二十七口人踏上这片异国土地时，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族谱上会逐渐出现"太郎次郎"的日文名，却始终保留着每年冬至祭祖时供奉的闽南红龟粿。
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下，唐船成为唯一能合法靠岸的中国商船。郑氏先祖凭借海上贸易积累的财富与人脉，在长崎奉行所特批的"唐人屋敷"置办宅邸。推拉门内是福建风格的合院天井，榻榻米上摆放着景德镇青花瓷，后厨里飘出老酒炖鳗鱼的香气混杂着味噌的味道。第三代家主郑永昌递交给幕府的《清商留日请愿书》中，既有恳请扩大生丝进口的商务条款，又隐晦提出设置子弟儒学塾的文化诉求。
明治维新的浪潮拍碎了大清帝国的天朝迷梦，却意外使得长崎的郑氏家族迎来转机。1884年落成的中华会馆，琉璃瓦下并排悬挂着《论语》章句和福泽谕吉的启蒙语录。二十五岁的郑明德此时同时拥有厦门同文书院和东京庆应义塾的双重学籍，他带来的福建乌龙茶籽在静冈试种成功，却在品评会上被误认为"改良版玉露茶"。这种文化错位的幽默感，成为许多在日华侨的生存常态。
横滨山手町的洋楼里，昭和十二年（1937年）除夕夜的团圆饭陷入沉寂。刚从早稻田毕业的郑家第四代长孙，胸前别着"大日本帝国"的襟章，却因中文姓氏被特高课列入重点监察名单。书架上的《康熙字典》与《言文对照汉文读本》被宪兵当做通敌证据抄走时，老管家偷偷将郑氏族谱缝进和服夹层，那些用狼毫小楷记载的"显考""妣孺人"，从此化作枕头底下不敢示人的禁书。
平成三年（1991年），郑氏老宅门前的竹筒滴水计被换成电子时钟，但玄关仍挂着咸丰年间的木制对联。刚从上海留学归来的美帆（郑雅雯）在家族聚会上切换着中日双语，手机里保存着长崎孔子堂祭典和静冈茶业博览会的行程。当她用关西腔说"我们郑家"时，关东出身的女婿总要笑着纠正发音，女儿背包上的熊猫挂件却在东京塔下微微摇晃，倒映着唐人街灯笼的点点红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