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局窗口的钢化玻璃蒙着一层薄雾，我摘下口罩说话时，呵出的白气在玻璃上晕开。工作人员用戴着白手套的指尖推来居留卡，塑料卡片落在台面的声音清脆得突兀。这是我在东京独自生活的第三个月，记忆里温州老家潮湿的梅雨季，被切割成便利店微波炉叮咚声后的便当碎片。
街角的自动贩售机永远亮着24小时幽蓝的光，我曾数过，从上野到西日暮里的电车铁轨共有178根枕木。这座城市像精密的发条装置，便利店店员找零时双手捧钱的姿势都分毫不差。但当我坐在隅田川畔的长椅上，对面写字楼落地窗折射的夕阳总会幻化成江南水乡的粼粼波光——这里连黄昏都比故乡更秩序井然。
区役所配备的多语言翻译器用机械的女声说"请严格遵守垃圾分类"，而我始终学不会分辨可燃塑料与不可燃塑料的区别。梅雨时节第一次收到管理会社的"静粛请求书"，才知道深夜敲击键盘也构成噪音。房东太太鞠躬时脖颈弯成90度直角，却在我试图分享家乡腌笋时后退半步，那种不动声色的拒绝，比横滨港的海风更沁入骨髓。
半年后的某个雪夜，我抱着发热的女儿冲向儿科急诊。护士递来体温计时的笑容，与药妆店里试用品推销员的弧度完全重合。候诊室电子屏跳动的假名逐渐扭曲，恍惚间想起家乡诊所里老中医把脉时烟斗明灭的星火。此刻才惊觉，异乡人的孤独不是迷路时的恐慌，而是在标准化微笑里找不到裂缝的窒息。
茶水间社畜们讨论着"黄金周"旅行计划，我的保温杯里始终飘着老家寄来的白茶。社长称赞我整理资料"像真正的日本人"，这句话刺得指尖发麻——原来融入的代价是把自己的影子折叠成抽屉里整齐的文书。但每周三傍晚穿过浅草寺雷门，卖鲷鱼烧的老伯会故意给我的纸袋多装两个，他黢黑的手掌纹路里藏着跨越语言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