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摩挲着超市货架上整齐排列的南瓜罐头,德语标签上烫金的"Kürbis"在节能灯管下微微反光。我又听见身后冰鲜柜开合的闷响,德语对话裹挟着十二月的寒意从收银台方向涌来。这是我第三千次在Netto超市采购食材,却突然被某种模糊的惶惑攥住咽喉——八年前刚落地柏林时摔碎在机场光洁地面的德语单词,此刻竟在喉头凝成流畅的韵律。橱窗里倒映的女人穿着剪裁利落的羊毛大衣,发梢染着欧洲东部吹来的灰调,与玻璃上褪色的旧我重叠交错,像卡夫卡笔下永远擦不净的斑驳镜面。
德国的时间是被工业齿轮切割的精密珐琅。每个星期四街道上准点轰鸣的垃圾清运车,周日沉寂如教堂墓园的商圈,还有邻居HerrMüller阳台上永远准时绽放的天竺葵,都在用刻度清晰的秩序感瓦解着异乡人混沌的生命感知。当年我在市政厅外堆满金色银杏叶的长椅上填表时,被地面积水折射的哥特式尖顶刺痛瞳孔,如今却能在社会保障局迷宫般的走廊里精确找到暖气最足的等候区。这种近乎荒谬的生存进化,像柏林墙残留的水泥碎块,经过三十年风雨侵蚀,竟在罅隙里长出纤弱的婆婆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