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某个清晨起，海南岛北部临海的滩涂上开始回荡着异国口音的号子声。一群身着粗布工作服的日本移民弯腰插下秧苗时，咸涩的海风吹皱了他们额角的汗珠。这是日本南进政策下农业移民计划的缩影——在台湾、朝鲜的殖民经验基础上，政府将目光投向了气候更接近本土的海南。1939年日军登陆后，这片土地不仅成为军事要塞，更被规划成承载"大东亚共荣圈"理想的试验田。
超过三百户拓殖家庭从九州、四国等地的渔村被动员而来，他们携带的铁锄与镰刀上还沾着故土的泥土。琼山、文昌的平原地带建立起整齐划一的移民村，水田网格间穿插着贴着"神道献米所"标语的粮仓。日本农技师指挥当地农民将祖辈沿用的休耕制改为连作体系，耐盐碱的水稻新品种在过度开发的田地里产量逐年递减。海岸线上的红树林成片消失，取而代之的制盐工坊烟囱里，终日飘散着带有海腥味的煤烟。
在嘉积市集，挑着扁担的黎族妇女常常驻足凝望移民开设的杂货店，货架上和式点心的甜腻气息与椰肉糖的清香怪异交缠。殖民当局开设的国语讲习所里，十几岁的原住民少年机械重复着拗口的外来语，木质课桌上深浅不一的刻痕记载着两种文明生硬的碰撞。当台风季节的暴雨冲垮新修的水渠，年迈的本地农人会蹲在被冲毁的田埂旁，喃喃说起古老的土地神传说。
战争局势的恶化让移民村的理想逐渐褪色。1943年，三亚港的灯塔不再为运输化肥的商船导航，转而警戒盟军潜艇的潜望镜。身穿防空头巾的移民妇女在防空洞口磨碎本该撒进稻田的豆饼充饥，神社里祈福的绘马悄悄换成写满故乡村名的木牌。那些亲手培育的樱花树苗，最终被连根拔起填入驻屯军的灶膛。1945年八月响起的终战广播里，沙沙的电流声中混杂着移民孩童此起彼伏的啼哭。
六艘锈迹斑斑的遣返船驶离榆林港那个清晨，最后离岸的移民望着暮色中模糊的椰林轮廓，衣袋里装着半块未能发芽的甘蔗种。潮汐周而复始地冲刷着荒弃的移民村地基，塌陷的储水池中，几尾适应了咸水环境的吴郭鱼正啃食着石缝间的藻类。数十年后，当考古学者挖掘出残缺的岛风式农具，钢铁的锋刃上既凝结着殖民时代的野心，也折射着人类在历史狂流中寻找生存之道的斑驳光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