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漫过德累斯顿老城区的石块路时，我的黑猫奥伯龙正用尾巴尖轻轻叩打咖啡馆的木制窗台。它向来瞧不上德国的乌鸦，那些油亮的大鸟此刻蹲在易北河畔的梧桐树上，像一排黑色琴键，奥伯龙的瞳孔随之缩放，仿佛在练习无声的乐谱。我手背残留着宠物检疫中心消毒水的气味，十三小时的航空箱颠簸让它绒毛里至今藏着莱比锡车站的雪籽。
青柠气泡水在玻璃杯里细密爆裂，隔壁桌老夫妇的德语对话柔软地沉在黄油面包的香气里。奥伯龙忽然把前爪搭上我翻阅《居留许可申请表》的胳膊，它项圈的新铃铛晃了晃——那是个缀着欧盟旗帜的青铜铃，替换掉了北京胡同里戴了三年的白玉铃。我蘸着咖啡液在纸巾上画猫头，它立刻伸出舌头舔散褐色痕迹，这个早晨我们第五次笑出声音。柏林动物庇护所赠送的牵引绳还在包里烫着我的膝盖，证件上墨印未干的芯片编号像一串隐秘的星星，而我的猫正在用胡须测量北纬52度的阳光斜角。我们还没学会这里的语言，但已经习惯了在晨光中互相确认存在的重量：它碰翻我的钢笔，我截住伸向酸菜肘子的爪子，绒毛与指纹在异国的尘埃里织出细小的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