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漂泊的第三十七天，货船在晨雾中缓缓驶入长崎港。三十五岁的福建茶商陈秉文拢了拢褪色的靛青马褂，腰间荷包里的德化白瓷观音像硌得肋骨生疼。码头上穿墨染吴服的日本人正用生硬的官话叫喊，扛着漆器的苦力将木质栈道踩得吱呀作响。这是光绪九年（1883年）的深秋，陈秉文不知道，自己正踏进一段交织着海图与户籍的隐秘历史。
德川幕府三百年的锁国令瓦解后的日本，像被暴雨冲开的蚁穴。横滨港的英国商馆与神户的荷兰洋行之间，逐渐生长出星星点点的汉字招牌。早十年渡海而来的广东裁缝李阿贵，此刻正在横滨中华街用湘绣技法改良和服腰带，他的学徒是个会说闽南话的九州渔民。而在大阪道修町的药铺里，祖籍绍兴的方氏家族用《本草纲目》配伍汉方，将杭州的芍药根茎嫁接在奈良的土壤中。
这些拖着辫子的移民多从上海、厦门悄然出海，商船底舱里除了生丝与茶叶，还压着翻烂的《海国图志》手抄本。长崎的唐通事记录显示，仅明治十五年（1882年）就有四百余人以"贸易考察"为名申请居留，其中半数带着盖有模糊官印的"路引"。他们当中既有躲避太平天国残部的徽州墨商，也有在科举废止后决意东渡的落第秀才，更多人则是循着海风里隐约的铜钱声而来——明治政府新铸的龙洋正叮当作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