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一个阴冷清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佩德罗港挤满了扛着皮箱和包裹的人群。寒风中飘着零星的日语对话，孩童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老人拄着拐杖垂首不语。一艘锈迹斑斑的军用运输船停泊在码头，甲板上穿制服的士兵正用生硬的西班牙语喊着指令——这些操着日语的移民大多来自秘鲁、巴西和墨西哥，他们的祖辈曾在二十世纪初跨越大洋寻求新生活，而今却因二战时期美洲各国“国家安全”的集体恐慌，被塞进船舱强行送回早已陌生的故土。当汽笛声撕裂海雾时，有人把珍藏二十年的秘鲁出生证明撕成碎片抛向浪涛，纸屑如樱花般散落在太平洋的波涛中。
这场波及美洲十一国的日裔移民强制遣返行动，远比美国本土对日裔的集中营计划更少被历史书写。1942年《美洲国家外长会议》秘密协议生效后，巴拿马运河区的日裔商店被军警贴上封条，墨西哥索诺拉州的日侨甘蔗园遭暴力清场，厄瓜多尔海岸的渔村整户消失。各国政府以“消除第五纵队威胁”为由，将两万余名拥有合法居留权的日裔移民驱逐出境。实际上，从1908年第一批契约劳工乘“笠户丸”号赴巴西开垦咖啡种植园算起，这批移民绝大多数已是第二代、第三代，他们的西班牙语流利程度远胜父辈的日语，秘鲁利马的中央市场里挂着“小林商店”招牌的杂货铺，早已和安第斯山脉的土豆、玉米一起编织成当地人的生活网络。但当珍珠港的硝烟升起，这种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在政治博弈面前脆弱不堪。
美国政府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推手。解密的国务院文件显示，当时美洲事务协调局联合多国情报机构，将整个西半球构建为“环太平洋安全区”，日裔社区成为战略布局的牺牲品。为换取南美国家对战争的支持，美国承诺以“清理安全隐患”为条件提供军事援助，并通过国际红十字会与日本达成“交换船协议”——用扣押在美日侨交换被困东南亚的欧美侨民。1943年从巴拿马启航的“格里普斯霍姆号”邮轮，甲板上挤满了被迫签署“自愿遣返同意书”的日裔家庭，他们的拉美房产和银行存款以“敌产”名义遭到没收，而在东京湾靠岸时，迎接他们的是残破的故乡和本土居民警惕的目光。
这场离散悲剧的后续影响持续数十年。八十年代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档案揭示，约有10%的遣返者因无法适应战后极度贫困的日本社会选择再次偷渡，其中三十七名秘鲁日裔甚至在1952年策划了震惊南美的“归国船劫持事件”。而在美洲大陆，被抹去的日裔社区如同文化拼图上缺失的碎片：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荒废的柑橘园里，无人打理的盆景松仍在海风中生长；巴西圣保罗原“东洋街”遗址上，残留的鸟居石柱与热带藤蔓纠缠共生。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秘鲁、智利等国才陆续通过《历史正义法案》，那些殖民时代留下的混血面容与西班牙语姓氏，终于被重新纳入国家记忆的谱系。
太平洋战争结束七十五周年时，利马国立人类学博物馆举办的特展中，策展人特意将1944年日裔遣返船的乘客名单与1573年西班牙殖民者的登陆名册并列展示。玻璃展柜里褪色的船票与泛黄的羊皮卷形成荒诞对话，提醒着观者：人类对“他者”的恐惧与排斥，往往比战争本身具有更持久的破坏力。当参展的日秘混血少女驻足在曾祖父的遣返通知书前，她牛仔外套背后绣着的西班牙语“Yosoydeaquí（我属于这里）”，在射灯下泛着细碎的光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