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樱花被替换成枫叶的那天，我握着成田机场最后一份便当的包装纸，在纽约皇后区的公寓里数时差。便利店的塑料盒饭在微波炉里旋转，隔壁墨西哥裔小孩踢足球的喧闹穿透薄墙，我才惊觉玄关的「おかえり」地垫早已收进行李箱最底层。
超市冰柜的白雾模糊了视线，指尖在豆腐包装盒上来回摩挲罗马字母标签时，后颈突然泛起盂兰盆节供桌蜡烛的温度。推着购物车的外国老太太用眼神催促，我才发现冷藏柜前呆立太久的自己，像极了当年在涩谷街头对着谷歌地图原地打转的游客。货架上的味噌汤料包标价是家乡的三倍，结账时硬币在掌心叮当作响，平成年代的五百円硬币还藏在钱包夹层生锈。
地铁玻璃倒影里的黑发青年系着美式领带，刘海却顽固地保持着被鸭川晚风吹乱的角度。同事笑着说我的鞠躬像在表演能剧，电梯里却会模仿我九十度弯腰的姿态。当星巴克的纸杯逐渐取代描金漆器茶碗，某天在中央公园长凳上打开便当盒时，梅干饭团的褶皱里突然开出母亲和服袖口的牵牛花。
跨洋电话里祖父的咳嗽声扎破时差，临终信笺上的毛笔字洇着药水痕迹：「流动的水没有形状」。万圣节夜晚，墨西哥室友递来裹着糖霜的亡灵面包，我们坐在消防梯上仰望月亮。当墨西哥的龙舌兰酒与京都的月见团子共享同一片月光时，我的日语开始夹杂英语时态，说梦话时竟在东西经度间迷途。
新宿的霓虹成为手机屏幕里的像素，布鲁克林的涂鸦却渐渐染上浮世绘的笔触。在时代广场制作的全息企划书里，金鱼从数据河流跃入葛饰北斋的浪花。或许移民就像站在两个镜子间的蜡烛，当东西方的光同时照亮侧脸时，真正的轮廓才会在明暗交界处浮现——既不是纯黑也不是雪白，而是混着樱花与枫叶的浅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