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中的横滨港总带着咸涩的潮湿感。1912年的春分时节，武藤千代子攥紧三等舱船票的手指在制服裙褶间微微发抖，她望着码头上渐次熄灭的灯笼，忽然想起临行前夜，母亲将最后一枚樱花书签塞进行李箱夹层时，甲州方言在纸门缝隙里碎成哽咽的叹息。此刻铁锚绞链发出尖锐的金属摩擦声，如同命运齿轮咬合的序章，咸腥的海风裹挟着未知大陆的沙砾，将她鬓角的碎发吹成即将飘散的命运丝线。
这般交织着期待与惶恐的离别场景，在明治四十五年的港口重复上演了数百次。彼时日本纺织女工、退伍军人和失意学者组成的人潮，正悄然改变着世界移民史的版图。当欧洲殖民者驾驶蒸汽船奔赴非洲大陆时，鲜少有人注意到这群带着漆器食盒与俳句集的东方来客，正如沙丁鱼群中几尾误入的锦鲤，沉默地游向尼罗河三角洲的晨曦。
跨越七十载光阴，开罗老城区穆罕默德·阿布杜街拐角，竹内凉太推开挂着风铃的陶器店木门，挂在门框上的铃铛立刻与宣礼塔的祷告声形成奇妙共振。这个第三代日裔移民的睫毛上还沾着撒哈拉的沙尘，手中却娴熟地转动着祖父留下的茶筅，抹茶香混着豆蔻气息在四十摄氏度的高温里蒸腾。街对面头裹谢尔瓦布的埃及老人照例送来新鲜椰枣，竹内用阿拉伯语道谢时，尾音仍残留着大阪腔调的顿挫。
这种文化交融的纹路早已渗入城市的肌理。阿斯旺水坝的混凝土基座里凝固着大正时代工程师的演算纸，卢克索神庙残缺的象形文字旁，平成初年来此考察的早稻田考古队用增强现实技术投映出全息修复方案。斋月期间的开罗地铁里，缠着樱纹巾的少女小心调整面纱与和服腰带的兼容度，指尖在手机屏上划动着将《古事记》译成阿拉伯语的电子书。
沙漠深处无名绿洲的星空下，九十岁的山本律子仍坚持用旧式八毫米摄像机记录生活。镜头扫过泥砖砌成的传统民居，晾晒着蓝染布料的棕榈树，以及混血曾孙们用日语和阿拉伯语玩跳房子的身影时，她总会露出缺了门牙的笑容。1945年那个改变家族轨迹的决定——作为战败国子民拒绝遣返——此刻化作夜风里轻不可闻的呢喃，飘散在沙丘彼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