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七点的东京，站台广播夹杂着台语口音的日语从扬声器里漏出来，我握紧装着刈山的纸袋，在拥挤的人潮中寻找那位总爱穿枣红色针织衫的便当店阿婆。自动门开启的蜂鸣声里飘来鲣鱼高汤的焦香，恍惚间竟与记忆里基隆庙口夜市的柴鱼片重叠。手指不自觉摸向口袋里的悠游卡——去年在台北捷运站充值时的收据至今还折在手机壳背面，芯片里却早已换成suica的电子货币。
语言学校的导师第一次看到我的汉字名字时扬起了眉毛。「林桑是台南出身？」他推了推金丝眼镜，在「台湾」二字后面迟疑地补了县名。教室后排的上海同学正在笔记本上划掉「繁体字」改写成「正体字」，玻璃窗外的新宿天空积着和家乡梅雨季相似的铅灰色云层。从那天起，我的舌尖就开始在ㄢ与ん的发音间打结，就像便当里切不断的海苔结，咸涩地梗在喉头。
便利商店的关东煮冒着热气，711的机械女声说着「欢迎光临」时，我总错觉转角会遇见全家便利店的深蓝色招牌。某个暴雨的深夜，来自大连的室友用绍兴酒煮了日式火锅，蒸腾的雾气爬上我们贴在墙上的台铁时刻表和北海道观光海报。她的平舌音撞上我的鼻化韵，在火锅泡噗的咕嘟声里竟织出奇异的和谐。
区役所的樱花章盖在住民票上的瞬间，墨渍突然在「台湾」籍贯栏晕染开来。工作人员匆忙递来的纸巾吸走了墨水，却擦不掉文件右上角淡淡的茶渍——那是昨天参拜神田明神时，不小心打翻的冻顶乌龙留下的痕迹。踩着木屐从浅草雷门穿过时，发梢还粘着西门町买的凤梨酥碎屑，而皮夹最深处藏着塑封的清水断崖照片，海浪在塑胶膜下永远保持着坠落的姿态。
电车钻进代代木隧道时，手机跳出母亲的line讯息：「寄去的太阳饼要分给教授」。我抱紧装着三味线琴谱的公文包，忽然想起背包侧袋里那包未拆封的池上米果，包装袋上明晃晃印着「使用台湾芒果乾」。夜色中的涩谷十字路口，中目黑川的樱花瓣正混着大稻埕的茶香，在无数摇晃的智能手机屏幕里，沉淀成某种无法被扫码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