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成田机场的落地窗前，玻璃折射着晨光在行李推车上碎成光斑。掌心里攥了三小时的入境许可通知书浸着汗渍，边角在安检时被反复折叠的痕迹像极了这五年间填过的二十七份申请表。当入国管理局的印章重重落下，透过海关柜台的反光，我看见三十七岁的自己瞳孔里映着当年那个对着NHK新闻练习五十音图的职场新人。自助通关闸机吐出的在留卡仍带着塑封的温热，指尖触碰到卡面「永住者」字样时，东京湾的海风正卷着樱花掠过第2航站楼的屋顶。
落地第三周在区役所办理国民保险时，窗口职员将我的名字"LIMING"拼成片假名的瞬间，文化适配的刺痛比预想中更为具体。行政书士准备的六十页申请材料里藏着的每个细节都演化成活体样本：垃圾分类手册封面的折痕记录着七次分类错误的深夜焦虑，便利店收银台前反复练习的固定句式在舌根结痂，直到某天清晨发现梦中对话竟自发切换成了敬语体系。特别永住许可面试官推眼镜时折射的冷光，至今仍会刺醒那些用动机信里"貴国の先進技術に憧れて"（憧憬贵国先进技术）遮掩真实渴望的深夜。
隅田川花火大会那晚，穿着浅草买的甚平浴衣挤在两国车站的人潮里，浴衣领口里渗出的汗水在锁骨汇成溪流。隔壁奶奶递来的薄荷糖在掌心化开时，我忽然读懂了大江健三郎笔下「不自由な移動」的真实质感——当导航软件里的丸之内线变成肢体记忆，被药妆店阿姨夸赞"日本語お上手ですね"时不再条件反射地鞠躬，却在町内会恳亲宴上被问及祖籍时依然需要调整呼吸节奏。大阪支社的樱花组组长拍着我肩膀说"李さんももう日本人だ"那刻，衣襟别着的社章正将左胸压出淡红色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