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东京塔的灯光在凌晨三点熄灭时，佐藤健次踩下油门，仪表盘荧光在深陷的眼窝投下青影。他的出租车穿过空荡的彩虹大桥，后视镜里东京湾的涟漪正漫过第十五年的计价器跳表声。驾驶座储物格里躺着两张明信片：印着北海道薰衣草田的那张是十五岁女儿寄来的修学旅行纪念，墨尔本蒸汽小火车图案的则来自两年前移民澳大利亚的同僚。"卡车司机时薪折合3800日元"——上周聚餐时山田桑用威士忌冰块在杯壁划出的数字，此刻正沿着挡风玻璃上的雨痕蜿蜒而下，模糊了导航仪上始终停留在68万日元的年收入曲线。
雨刮器刮出扇形光晕的刹那，健次突然想起二十岁那年握着方向盘的手汗。那是他成为职业司机的第一天，社长将钥匙放在绣着三叶葵纹的锦缎上，说"油门和人生一样，要懂得预判弯道"。如今他膝盖半月板的隐痛，却永远比GPS提前两公里感应到东京湾湿气的逼近。急诊室医生捏着X光片沉吟时，女儿正趴在候诊椅上写《我的理想》，圆珠笔尖悬在"国际医疗志愿者"的"际"字上方，像极了她国中毕业式那天在礼堂门口欲言又止的表情。
移民中介的会议室空调吹散茶水上浮的抹茶粉，健次在《特定技能1号》签证条例上签名的瞬间，恍惚看见七年前那个暴雨夜。那晚他把淋透的孕妇送进产房，护士递来的毛巾还带着消毒水味道，家属塞来的五万円谢礼在副驾座上洇出水痕。此刻协议书墨迹未干，澳洲交规手册里的左行标志在眼底跳动，化作札幌郊外驾校教练挥动的红色三角旗——当年十八岁的他碾过湿滑的鱼形弯道时，后视镜里那面旗帜也是这样在暴雪中猎猎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