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羽田机场到达大厅的那一刻，手机屏幕显示着凌晨三点十七分。走廊的电子屏滚动播放地震速报，空气里飘来清洁剂混合抹茶的奇异味道，我攥紧写着"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牛皮纸袋，突然意识到背包侧兜的矿泉水和七年前浦东机场告别时母亲塞进来的一样冰凉。语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在箱底与止痛药膏、转换插头紧紧贴着，像一叠过期的船票。
第一个租住的胶囊公寓里，吸饱梅雨气味的榻榻米会在深夜发出细碎响动。便利店店员重复第三遍"是否需要加热"时，我仍在用颤抖的手指比划着五十音图表。直到有天在药妆店结账，后颈突然感受到温热气息——白发老人佝偻着背，将硬币排列成精确的1330円，替我补上了缺少的三十日元缺口。他布满老人斑的手指着我的工牌，用关西腔笑道："加油啊，外国人员工桑。"
会社大楼21层的落地窗前，樱花总在三月某个深夜骤然满开。当终于能在居酒屋听懂前辈关于甲子园的怀旧话题，当把焼き鳥便当里最后一串鸡皮偷偷塞给楼下花猫，被房产中介称作"李桑"的瞬间突然不再刺痛耳膜。市役所发放的防灾手册写着：长期滞留者请储备至少七天的饮用水。而我的储物柜深处，绍兴酒和藤椒油挨着味噌罐，渐渐落满时光的尘。
台风登陆的傍晚，电车停运的广播与上海母亲的越洋电话同时响起。玻璃幕墙外，新宿的霓虹灯在雨幕中洇成发光的墨团。"这里..."我用拇指擦去窗上凝结的白雾，"和家里一样会发洪水呢。"说这话时，台风正卷走便利店门前的蓝色彩条布，像撕下一块愈合中的创可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