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
成田机场的落地玻璃外飘着细雨，东京湾灰蒙蒙的雾霭里，我数着传送带上第十二件行李箱转出转角。海关官员的圆珠笔在在留资格证明书上划出细小的裂痕，身后台湾旅行团的喧闹声忽然变得不真实——三十七公斤的托运行李限额里，装着北海道民宿老板手写的五十音图，横滨中华街带回的红色剪纸，还有某次旅游时在Lawson便利店攒下的零钱硬币。这些零散的日本符号，此刻正透过X光机投射在异国官员的显示屏上，等待被认证为一纸"技術・人文知識・国際業務"签证的合理性。
七年后来到品川区役所三层窗口，面对职员递来的帰化申請書，我仍会想起那个阴郁的四月清晨。国立国语研究所的日語N1证书压在文件袋最底层，墨色印章旁附着区议会发的防灾手册，褶皱里藏着隅田川花火大会的宣传单。这些物证正默默丈量着从"在留"到"定住"的距离，而语言学校最初的笔记本里，蓝色墨迹洇开的「外人」字样仍未完全褪色。
行政书士事务所的空调出风口正对脊背，我看着桌上十二种在留资格清单在穿堂风里轻轻颤动。平成三十年起实施的特定技能签证，让东南亚劳工的越南语简历挤满了大阪金属加工厂的邮箱；而令和五年修订的高度人才积分制，正在把上海陆家嘴的投行精英批量投递至丸之内CBD。涩谷区某留学中介的玻璃墙上，中国学生托福成绩与日语学时构成的函数曲线，正被换算成早稻田大学研究生的录取概率。
我的技术签证审查持续了九十七个工作日，期间入管局的补材料通知总是随着梅雨季的骤雨突袭。担保人会社的决算书需要公证，区役所开具的住民票得追加个人编号，某次短期回国的出入境记录必须精确到时分——这些在故土从未存在的生存凭证，正以A4规格建构新的身份坐标系。
目黑川的樱花开始结出青涩果实那年，公司饮水机旁的地球仪上贴满了不同颜色的图钉。越南同事在黄金周返乡拍摄的会安灯笼，美国人主管放在桌面的小联盟棒球手套，印度工程师电脑待机画面里恒河晨祷的雾霭——这些外来文明的碎片漂浮在茶水间的闲聊里，却总在午间便当掀盖的瞬间，被味噌汤的热气氤氲成暧昧的背景板。
当女儿用关西腔背诵《竹取物语》课文时，我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某种文明的相变反应。京都寺庙捐赠名录里我们的姓名还是汉字形态，孩子的小学联络簿已彻底蜕变为片假名书写。盂兰盆节带回的牡丹饼残渣黏在祖父母视频通话的镜头前，这个在福建祭祖要用整猪的家族，此刻正通过像素点参与埼玉县某公寓楼里的微波炉供餐仪式。
山手线列车靠惯性滑入新宿站的第七秒，我突然能听清所有方向的语音广播。曾经需要刻意解码的站名发音，现在会自然浮现对应的汉字意象；超市优惠券上的「激安」不再需要脑内翻译，如同呼吸般直接作用于购物篮的拣选动作。这种量变引发质变的瞬间，发生在区立图书馆借出第一百三十七册文库本的那个潮湿午后。
但代代木公园长椅上仍藏着无法穿透的膜。当带着东北口音的拾荒老者与我分享柏青哥中奖票根时，当他浑浊的瞳孔里映出我的面部轮廓时，那张被太阳晒褪色的在留卡仍在口袋深处无声自燃。司法书士事务所说归化审查的平均等待期是十个月，而某个雨夜我发现，故乡方言的声调曲线正在脑内不可逆地扁平化。
横滨中华街的关帝庙前，常年摆放着中日双语的求签筒。某支签文被译成"落地生根"四个汉字时，我看到墨迹边缘晕开的细微裂痕——这正是所有移民故事的隐喻注脚：在太平洋板块与欧亚大陆的挤压带，在两种文字体系的接缝处，在平成与令和的年号更迭中，我们带着原生文明的断层线，在这列岛之土浇灌出深浅不愈的嫁接伤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