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中的横滨港泛起咸涩的海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正张开双臂迎接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汽笛声中，几位身着考究西服的中国人提着蒙着绸布的鸟笼走下舷梯，笼中金丝雀的啼鸣裹挟着难以言说的仓皇——他们是《清室优待条件》废止后，第一批东渡日本的满洲皇族。爱新觉罗·载振在踏上栈桥时趔趄了半步，礼帽遮掩下的辫稍仍在顽固地摆动，正如他们皮箱里那些用黄绫包裹的田黄石印，明明盖着前朝的龙纹，却不得不藏进西装内袋的暗层。
港区警署的登记簿上，"前清贝子"被机械印刷的"帝国侨民"字样覆盖。这些曾经在京城豢养蒙古细犬、驯养海东青的贵胄们，此刻捧着金莳绘漆器食盒吞咽握寿司，竹筷悬停的刹那，寿司表面微凉的海胆黄映出他们眼底的挣扎——是继续穿着东京银座定制的双排扣英式西装出入贵族俱乐部，还是换上京都老铺订做的捻线绸和服在茶室追忆盛京烟云？岩崎家族提供的别墅里，明代官窑瓷瓶插着龟背竹的碧影，西洋自鸣钟的齿轮每转动一次，都碾碎一片从恭王府带出来的珐琅彩瓷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