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道南部的山间盆地终年缭绕着晨雾。我踩着结霜的碎石路走向"番屋"——那栋由旧时伐木工宿舍改建的集合住宅时，总能听见十二种语言的早安飘散在零下十度的空气里。尼泊尔青年达瓦总在这时候推开二楼木窗，蒸腾的荞麦面汤热气模糊了他左脸颊的梵文刺青；越南杂货店主阿玲用冻红的双手将"鸡蛋售罄"的越语手写牌挂上门扉；而底楼长廊尽头，乌克兰数学家伊万正在用咖啡渣占卜今日的暴雪是否会阻断山道。
这座百年村落的人口登记册在平成十二年发生奇妙的转折。当最后一位原生村民的葬礼焚香飘散在佛龛前，来自外务省的迁移补偿金宣传单却飘向了马尼拉、基辅和加德满都的雨季。平成二十年的村役所柜台前，我接过菲律宾护士递来的住民票，抬头看见墙上泛黄的黑白照片里，昭和初年的伐木工们正与我们共享同个相框——他们肩扛粗麻绳的剪影，恰好框住了玻璃窗外巴基斯坦建筑工捆扎钢筋的姿态。
社区中心的茶道教室每周四总有器物碎裂声。巴西主妇丽塔第六次打翻枣色茶碗时，京都派来的茶道老师突然改用葡萄牙语讲解"侘寂"。我在俳句交流会上听蒙古矿工吟诵他故乡的《青山》，词句在谷歌翻译的转译中蜕变成某种超现实诗篇。最年长的印度移民在盂兰盆节抬起了当地世代传承的神轿，树脂假肢撞击石阶的声响，竟与百年祭典的太鼓形成微妙的和鸣。
邮局外墙的移民公告栏永远覆盖着五层以上海报。最底层的日语公告已卷边泛黄，覆盖其上的越南语求职信息被雨水泡成抽象派画作，俄语房屋招租启事边角残留着某种东欧零食的油渍，最新贴上的中文育儿讲座海报下，斯里兰卡少年正用防水贴纸覆盖母语版的IT培训班广告。村公所职员的印章盒里，各国文字的姓氏印章依到来时序排列，平成年代的橡皮章与令和年号的钢印在抽屉里依偎成新出土的考古地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