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的东京山手线站台，西装革履的人群像被无形磁场牵引的黑色潮水。我裹挟其中，耳边飘过的日语音节如错位的密码，公文包紧贴肋骨传来阵阵钝痛。半个月前，我还在北京的出租屋里反复核查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上的每一个汉字，此刻呼吸着的空气里，已然漂浮着关东煮与樟脑丸混杂的陌生气味。
入职第三周的某个雨夜，部长将企划书轻轻推回我面前。白色A4纸上密布着铅笔圈画的痕迹，某个句尾的です变成了ます，某个外来语片假名漏了浊点。三十八岁的上司微微欠身说出「日本語がまだまだですね」，办公室此起彼伏的复印机声响突然变得震耳欲聋。当我抱着修改稿走进吸烟室，透过落地窗看见涩谷十字路口永不熄灭的霓虹时，终于明白留学时考取的N1证书不过是张站台票，真正的列车尚未进站。
茶水间礼仪是道隐形的结界。每天早晨在咖啡机前完成的三十度鞠躬、用双手递出的每份文件、会议桌边永远空置的首席座位，这些写在员工手册第32页的规则如同神社门前的注连绳，将礼貌编织成某种不容僭越的神性。某个加班的深夜，后辈田中突然指着我的笔记本笑出声，那页边缘处随手画的熊猫让他想起上野动物园的香香。当茶水间的速溶咖啡变成居酒屋的生啤，我才惊觉那些画在合同空白处的涂鸦，或许比敬语辞典更能溶解文化的冰层。
公司大楼下的樱花开始飘落时，我学会了将「頑張ります」的声调压低三度，桌面角落摆放的招财猫不再朝着门口而是转向自己。午休时路过的神社里，系满祈愿牌的银杏树下，我看见有人用歪斜的汉字写着「異国の星になれませんが、光りたい」。地铁驶过新宿站台的瞬间，车窗倒影中的自己，领带仍系得比本地同事松垮两分，但手中的日报表已不再颤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