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国三代移民家庭为背景展开故事）
科隆火车站的钟声总在整点敲响第六下时稍稍走调。1964年初春的清晨，裹着褐色头巾的艾谢蹲在月台角落，反复抚平裙摆褶皱，试图掩盖膝盖处磨损的毛边。她的丈夫卡迪尔攥着两张皱巴巴的“客工”工作证，德铁列车掀起的风裹着煤灰扑在他们脸上。这是他们第一次触摸到莱茵河畔湿润的空气，却不知道缝在衬衣内袋的土耳其铜币再过三十年，会成为孙女的生日护身符。
1997年深秋，地铁玻璃映出塞利姆刮到第二遍的胡茬。混着柴油味的车厢里，西装口袋里母亲手作的芝麻圈面包正在变凉。当他在建筑公司茶水间第五次被问及“你们土耳其人家族是不是都开烤肉店”时，滚烫的咖啡泼在白衬衫上，晕开成伊斯坦布尔海峡的形状。那天他抱着六个月大的莉娜穿过移民局灰绿色长廊，德意志银行大楼的玻璃幕墙映出成千上万个月光色倒影，其中某个剪影正用土耳其语哼着舒伯特的《鳟鱼》。
2023年夏季音乐节，莉娜耳垂的银质新月耳环与柏林墙碎片项链相撞，奏出清越的颤音。染成紫罗兰色的发梢扫过电子音乐节的荧光手环，她正用柏林方言向同伴解释祖父留下的铜币花纹：“这其实是安纳托利亚的太阳图腾...”斜挎包里的土耳其咖啡粉和黑森林樱桃蛋糕碎屑早已不分彼此，就像对面奶茶店播放的土耳其语rap与德语广告词，在午后三点的阳光里发酵成某种全新的语言。
市政厅广场的百年银杏正在飘落第两百万片金叶，某片叶子背面停留着科隆火车站1964年的煤灰、1997年的咖啡渍与正在风干的樱桃酒渍，在穿城而过的风中轻轻翻了个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