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晨第一缕阳光刺破南太平洋的浓雾时，我正蹲在艾法特岛的礁石上，看着皮肤黝黑的男孩们赤脚冲进浪花。被珊瑚割破的脚底在海水里绽开细小的血丝，他们却笑得像跃出海面的飞鱼——这是瓦努阿图人的生存法则，痛楚与欢笑永远浸泡在同一片咸涩的海水里。
三年前我揣着人类学项目计划书降落维拉港机场时，绝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村里第四个能徒手开椰子的外乡人。老酋长马塔维总说我像搁浅的儒艮，瞪着眼睛把每个草棚屋的榫卯结构画了十七八遍，却不知道观察海浪涨退才是理解这片土地的开始。直到某个满月夜，我看见妇女们举着火把沿沙滩拾捡被潮水推上岸的芋头，突然明白教科书上的"原始共产主义"在这里依然鲜活——每块露出水面的珊瑚岩都是公平划分的种植区，涨潮时的海水就是最公正的测量员。
雨季来临前的某个午后，我在彭特科斯特岛目睹了传说中的陆地跳水。二十米高的木架扎在火山灰夯实的土台上，男人们将藤蔓捆在脚踝纵身跃下，发梢距离地面最近时仅剩一掌宽的距离。"这不是冒险，是和死神的谈判。"伴着我做田野调查的当地人萨米解释，藤蔓末端特意留着的绳结会提醒神明收割灵魂的代价，"祖先说我们总得在坠毁前学会收帆。"
去年台风帕姆过境时，我在学校改建的避难所搂着五个吓哭的孩子。屋顶铁皮被狂风掀起的轰鸣声中，七十岁的艾诺丽奶奶哼起了我从未听过的摇篮曲。后来才知道那是世代相传的风暴叙事歌，每个段落都精确对应着蒲福风级表的变化。当现代气象卫星发回橙色警报时，村里的长老正数着棕榈叶弯曲的弧度计算撤离时间——两种时间刻度在呼啸的狂风中达成了奇妙的和解。
现在每当我给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写报告时，总会想起亚苏尔火山口绽放的蓝色火焰。那些在火山灰里倔强生长的蕨类，那些退潮时在珊瑚坟场上重新播种的妇人，还有潮间带上正在消失的塔帕树皮画图腾。有时萨米会划着独木舟带我去看被海水吞噬的祖先墓地，当锈红的铁器在三十米深的海底闪烁微光，我突然理解了酋长说的：我们不是土地的继承者，而是潮汐的暂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