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窗户，涩谷十字路口的人潮裹着清晨特有的咖啡香扑面而来。我摸出衣兜里的在留卡，塑料卡片被体温焐得温热，上面印着的汉字姓氏依旧刺眼。街角的罗森便利店收银员第37次把零钱放在托盘里递过来时，我终于意识到这已经是定居东京的第三个雨季。银座线地铁钻进地下的瞬间，玻璃倒影里西装革履的男人正用公司配发的翻盖手机查看邮件——那是我，又不是我。当年蜷缩在神保町二手书店抄写租房信息的留学生大概不会想到，有天会坐在丸之内写字楼里和京都老派议员争论地方税制。每个手持在留资格的人，都像是被装进透明琥珀的昆虫，既非完全融入又无法剥离地活在这座精密运转的社会机器里。永住权申请通过那天，出入国管理局的蓝色印章落下时发出的轻微脆响，竟比预想中更像某种解脱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