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德国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移民潮。这一年，上百万寻求庇护者跨过国境线涌入德国，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等战乱地区。这些疲惫的面孔背着行囊、牵着孩童的画面铺满全球媒体头条，而时任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那句“我们能做到”（Wirschaffendas）的承诺，既成为人道主义精神的象征，也引爆了持续至今的社会辩论。
这场移民潮的规模打破了德国战后所有纪录。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的数据显示，仅2015年就有89万人递交避难申请，实际入境人数超过百万。柏林、慕尼黑的火车站挤满了临时安置的帐篷，志愿者日夜分发食物与毛毯的场景，与德国人严谨有序的日常形成强烈反差。推动这场迁徙的不仅是中东地区的战火，还有北非至巴尔干半岛的逃亡路线松动，以及默克尔政府暂缓执行《都柏林协定》的决定——这一政策转向使原本应由欧盟边境国处理的难民，能够合法前往德国申请庇护。
人口结构的变化在随后几年逐渐显现。据联邦统计局统计，2015至2016年间，德国净移民增长达144万人，其中约四分之三年龄在35岁以下。巴伐利亚钢铁厂开始培训叙利亚工程师，法兰克福的建筑工地涌现阿拉伯语对话，汉堡的中小学校突然需要增设德语强化班。这种人力资本注入为老龄化严重的德国带来了新劳动力，德国经济研究所（DIW）报告指出，到2020年，约13%的新入职者具有难民背景，尤其在物流、护理和餐饮行业填补了关键缺口。
然而，社会撕裂的隐患也在暗流涌动。德累斯顿的“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运动成员数量激增，2015年末每周示威规模突破万人。科隆跨年夜的大规模性侵事件、柏林圣诞市场的恐袭惨案，不断刺激着公众的安全神经。地方政府被迫在体育馆改建的避难所外增设警力，而安置预算从初期的20亿欧元飙升至2016年的210亿，这些数字在右翼政党的宣传中化作“外来者掠夺福利”的指控。
八年后回望，这场移民潮像棱镜般折射出德国的多重面相。尽管超过半数的难民仍未通过语言考试，但已有37万人进入就业市场；虽然极端主义犯罪时有发生，但二代移民创办的企业数量每年增长9%。当巴符州某小镇的叙利亚面包师用施瓦本方言招揽顾客时，德国社会的韧性正在日常中悄然生长——这个过程充满摩擦与阵痛，却也重塑着这个国家对于“我们”与“他们”的重新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