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满洲事变后，日本开始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及华北地区输送移民群体。这些携带农具与武器的"开拓民"在被侵略的土地上建立起日语学校、神社与开拓团据点，形成绵密的殖民网络。1937年华北沦陷区扩大后，北平郊外的丰台、南苑等地出现了成批标着"报国农场"的木牌，三井、钟渊等财阀的棉花试验场在保定周边圈占良田，穿和服的妇女牵着孩童走在石家庄新设的"移民模范村"里。这些精心设计的图景背后，隐藏着明治时期就已萌发的"人口过剩论"与"大陆扩张论"的合流。
日本当局将移民政策包装为"日中共荣"的人口合理化方案。东京帝国大学地理学教授小川琢治在《北支那移民适地调查》中，用土壤酸度、降水量等科学数据论证华北平原的"可开发性"，却刻意忽略当地超过2.8亿的现住人口。伪河北省公署1940年档案显示，为建立容载万人的加藤开拓团，保定清苑县有47个自然村被强制合并，农民手中的地契被"临时政府地籍整理局"宣布作废时，许多人跪在祖坟前痛哭。这种以刺刀为后盾的殖民行为，表面上效仿西方列强的海外拓殖，实则更具军事封建色彩——每个移民村落都承担着监视八路军活动、保障铁路线安全的军事职能。
文化改造工程伴随土地掠夺同步推进。冀东地区的小学生被迫在晨读时向新京（长春）方向鞠躬，日语被列为"第一国语"。在德县，能背诵《教育敕语》的中国儿童可以获得白糖奖励。这种强制性的文化移植在天津表现得尤为明显，海光寺兵营周边兴起的日本商店街挤走了传统茶楼，穿着"满洲短褂"的劳工在码头搬运货物时必须向路过的移民鞠躬。日本学者今井清一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他试图与北京人力车夫讨论《聊斋志异》时，车夫惶恐地摆手："太君，我们只准说皇国语言。"
这种殖民实验最终孕育出畸形的社会形态。北平辅仁大学秘密调查显示，通县日本移民住宅区消耗的电力是中国人社区的18倍，但缴纳的电费仅七分之一。石家庄棉纺厂的中国工人每天工作14小时所得，还不够在移民经营的杂货店购买三合面。更严重的是生化层级制度的固化：1942年保定车站悬挂的《旅行者须知》明文规定，穿绸缎衣服的中国人不得进入头等车厢。当邯郸农民王大山因土地被占加入游击队时，他的妻子被日本警察吊在城隍庙前，身上挂着"逆属"的木牌示众。
1945年战争结束时，华北地区滞留的26万日本移民陷入巨大困境。北平西郊的开拓民举着"祖国见弃"的标语冲击大使馆，邯郸移民村发生集体切腹事件。更具悲剧性的是被留在中国的八千多名遗孤，他们或在福利院长大后被模糊称为"战争受害者"，或在改换姓名的屈辱中隐藏身份。这些破碎的人生轨迹，与天津港废弃的移民训练所、张家口长满荒草的"兴亚农业试验场"一起，构成了殖民狂想的讽刺性注脚。1995年东京高等法院审理河北遗孤赔偿案时，被告律师仍在强调当年移民的"建设贡献"，却无人提及保定农民赵树理在日记里的质问："谁见过用大炮和宪兵推行的友好？"这段错位的历史，至今仍在叩问着关于文明与野蛮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