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晨五点的闹钟第三次响起时，我已经站在科隆公寓的飘窗前凝视街道。深秋的霜气在玻璃内侧结成细密的水珠，手指划过这些朦胧的斑点，市政洒水车特有的嗡鸣恰好由远及近。这种机械化的规律性在三个月前让我近乎崩溃——洒水车永远在06:47经过街角面包店，分秒不差地惊起梧桐树上栖息的灰鸽。而今晨第八次见证这个场景时，我竟在防噪耳塞的缝隙间，隐约听出了某种类似节拍器的安心感。
移居德国的第三十九天，我在市图书馆德语角被当众羞辱。那位银发盘得一丝不苟的FrauSchneider用钢笔敲击着练习本，冷笑声引得所有人侧目："您的句子里同时出现三种时态，简直像在萨尔河边打翻的酸菜炖锅。"当眼泪即将涌出时，隔壁座的红胡子老人突然推来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别理她，60年前她教我字母时也这么说。"后来才知道这位总穿格子衬衫的Franz先生，年轻时是拆除柏林墙的推土机操作员。
莱茵河畔的十一月阴雨连绵，我逐渐习惯在超市收银台前遭受的微妙敌意——当购物车里有任何需要称重的蔬果，必定会激起排队长龙中短促的咂舌声。直到某个飘雪的傍晚，房东老太太突然把一筐苹果砸在我的料理台上："看看你买的是什么！雷司令苹果要挑表皮带红晕的，这种青皮的只配做猪饲料。"她边说边将我的苹果扔进厨余垃圾桶，隔天清晨厨房却神奇地出现了两盒贴满德文标签的保鲜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