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的柏林街头，哈弗尔河水裹挟着碎冰缓缓流淌。我裹紧从跳蚤市场淘来的二手大衣，呼吸在空气中凝结成白色漩涡。地铁站口传来清洁车机械的刷洗声，那些蓝白相间的制服总让我想起故乡达累斯萨拉姆的环卫工——他们的黄马甲会在旱季裹挟着红土的风里飘荡。咖啡厅的霓虹灯牌次第亮起时，我的围裙口袋里总藏着半块哈尔瓦糖，甜腻的芝麻香气在暖气过足的厨房里苏醒，某种难以名状的安全感。"
这样的文字在键盘上流淌而出时，我正蜷缩在克罗伊茨贝格区某栋百年公寓的阁楼里。窗框上结着冰花，像极了撒哈拉沙丘在月光下的波纹。笔记本电脑屏幕右下角跳动着柏林时间，左下角则是从未更改过的东三区时钟——那个数字总在深夜时分灼痛视网膜，提醒着横亘在我与故土之间的三个时区，四十摄氏度温差，和二十八年的生命断崖。
喀土穆大学的毕业证书在行李箱夹层里泛黄，上面的烫金阿拉伯文变得模糊不清。父亲用花体英文书写的祝贺词仍在："愿真主指引你建造沟通世界的桥梁"，这位用二十年从骆驼商人蜕变成建筑承包商的男人不会想到，他精心培养能讲四国语言的长女，最终会在欧洲最发达国家的餐饮业擦拭咖啡渍。我的医学学位证书锁在市政厅移民局的档案柜里，与无数类似的文件组成某种后殖民时代的黑色幽默——第三世界国家用尽资源培育的精英，正在用他们聪慧的双手熨烫日耳曼中产家庭的衬衫领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