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半，东京站的中央大厅早已苏醒。西装革履的上班族踩着精确的步点汇成暗色河流，自动售票机的机械音与站台广播此起彼伏，空气里浮动着咖啡贩卖机的焦香。我攥着半温的罐装黑咖啡退到廊柱旁，后颈突然触到一丝冰凉——头顶的工业风扇永远以固定频率旋转，像某种无声的倒计时。
七个月前托运的纸箱还堆在出租屋的玄关，贴着国内物流公司残破的封条。大阪市役所的职员将住民票递给我时，盖着樱花纹样的印章在灯光下渗出微润的红色，像未愈的伤口。他们说这叫"転入届"，我却觉得更像是某种身份剥落的仪式，自此失去的不只是故乡的户籍号码，还有那份理所当然地属于某片土地的安定感。
超市货架上的日期标签永远精确到分钟，垃圾分类手册厚过大学教材。每个周四傍晚把可燃垃圾绑成活结放到指定区域时，总会被隔壁独居的老太太用目光校正绳结角度。她穿着淡紫色围裙站在二楼的窗边，如同监视城堡的卫兵，直到我第九次重新捆绑才勉强点头。这种渗透在生活褶皱里的规则意识逐渐织成透明的茧，每当在地铁里看到低头沉默的人群，就想起北海道牧场被修剪成完美圆形的云杉树。
职场便当盒底层的梅干在暖气房里发酵出酸涩气息时，部长第无数次纠正我邮件里的敬语疏漏。「小林君需要更注意内外之别啊」，他说着将打印稿推过办公桌，纸缘染上午餐的炸鸡油渍。电脑屏幕上跳动的邮件提醒里，有七封来自中文语境的问候，光标悬在回复框上却始终打不出连贯的句子——某些细腻的悲喜在谷歌翻译的转译中碎成苍白的字符，像便利店冷冻柜里永远不会融化的樱花麻糬。
但在这个阴雨连绵的四月，我意外发现了属于自己的秘密仪式。当目黑川的夜樱开始飘落时，总有戴着口罩的夜跑者把掉进水面的花瓣小心挑出。某个同样戴着口罩的深夜，我用便利店买的木筷子帮一位老妇人打捞卡在排水口的樱枝，她塞给我一颗金平糖作为谢礼，糖粒在手心折射着便利店灯牌暖黄的光。那些在东京塔俯视中变得渺小的孤独时刻，突然裂开细小的缺口，漏进来些许带着温度的光。
现在每周三晚上我会去社区中心教中国小孩日语，年轻妈妈们送的伴手礼逐渐摆满了玄关的玻璃柜。昨夜清点存折里的数字时，发现医保卡已更新到第三版，右下角的樱花防伪标记越发精致了。阳台外的东京湾依然雾霭沉沉，但晨光穿透云层的刹那，总会想起第一次站在羽田机场时，海关人员对我说的那句字正腔圆的「お帰りなさい」（欢迎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