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厨的蒸腾雾气里，腕表显示凌晨三点十七分。我习惯性转动着被寿司醋浸透的左手腕，案板上鲔鱼血色在LED灯下泛着妖异的粉。四十公里外的筑地市场正迎来今早第一批竞拍者，而我面前这方两平米的料理台，已累积了三千多次日出前抵达的履历。
当樱花虾熬煮的高汤第三次被日本食客称作"本場の味"，签证官终于在我的技能実習生申請書上盖下红印。霓虹国的厨师移民通道向来挂着三重锁——技术签证要求十年以上主厨经验，经营签证需要500万日元资本金筑底，而我只揣着祖父秘传的潮州卤水方子，裹在沾满鱼鳞的工作服里挤进了技能実習的窄门。银座居酒屋的伊藤大将曾捏着鼻子骂我的麻婆豆腐毁了山葵的清雅，却在试吃第四口后往酱油碟里添了勺红油。
料理刀划开的不只是食材经纬。每月初町内会送来垃圾分类指南，汉字间隙里夹杂的片假名总让我想起老家铁锅边沿凝固的猪油。东京都规定生鲜垃圾必须用半透明可降解袋，而横滨中华街的厨余至今仍在用红色塑料袋，像是悬挂在现代化链条上的血色勋章。关东煮汤底里漂浮的昆布渐渐取代了老火靓汤，直到某天在隅田川边发现野生的紫苏，叶脉里蜿蜒着与岭南九层塔相似的气味神经。
永住权面试那天下着绵密的雨，入管局官员指着我在新宿中餐馆的税务记录，问为什么营业额总卡在798万日元的警戒线下。"中华料理的鑊气会灼伤和食传统吗？"他没看到厨房冰柜底层结霜的保鲜盒里，躺着母亲手写的虾饺馅配方，被冷冻了七年仍维持着岭南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