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成田机场的那一刻，东京的梅雨季正缠缠绵绵地下着雨。我拖着两个塞满方便面和老干妈的行李箱，头发被潮湿的空气粘在额头上。便利店自动门“叮咚”响起的声音让我心头一跳，收银台后的制服少女用弹珠般清脆的日语问我要不要加热便当时，我的喉结上下滚动三次，最终只挤出句破碎的“はい”。
最初三个月，我每天在五十音图和垃圾分类图表间来回切换。房东太太送来荞麦面时会多停留五分钟，手指在《中日辞典》上跳跃着比划：“塑料瓶盖要和瓶身分开哦，周三才能扔。”她的关西腔像烤年糕般绵软粘牙，我常把“可燃”听成“锅烧”，抱着装满纸箱的垃圾在楼道里手足无措。
居酒屋打工的第一夜，吧台上方悬挂的灯笼将满墙酒瓶染成琥珀色。店长往我手里塞了块温热的擦桌布：“客人说‘抱歉’时，记得要回两次鞠躬。”深蓝色围裙口袋里的小笔记本逐渐写满备注——沾着烧鸟酱汁的“焼き鸟（やきとり）”，滴上啤酒沫的“生啤（なまビール）”，还有客人喝醉后反复念叨的“辛苦了（お疲れ様）”。某个台风过境的凌晨，染金发的打工妹从后巷追出来，把我误扔的印有店名Logo的垃圾袋换进便利店垃圾桶，我们都淋成了落汤鸡，她湿漉漉的睫毛下突然绽开笑容：“现在你是真正的东京人了。”
第七次更换在留卡时，区役所职员指着新添加的打工许可章感慨：“您刚开始连住民票都写成片假名呢。”樱花季的涩谷街头，我的影子混在西装人群中不再歪斜，甚至能精准卡在电子提示音响起前三秒将交通卡按在闸机上。厨房飘来煮筑前煮的香味时，忽然想起今天该把分类好的牛奶盒晾在阳台——曾经视如天书的资源垃圾时刻表，如今已深深刻进身体里。
盂兰盆节的灯笼在隅田川飘远那夜，我用便利店买的明太子饭团和冰镇乌龙茶代替了供品。晚风裹着线香气息掠过河岸，霓虹灯群中传来某处祭典的太鼓声。身后两个穿浴衣的女生讨论着“那个总帮我们分垃圾的外国人”，字句融化在夏夜潮热的空气里。我对着水面举起铝罐，金属表面的露珠折射着斑驳光影，忽然意识到掌心的老茧已经取代了初到时微颤的指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