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的光景，檐角悬着的铜风铃突然响了。我推开老屋的纸拉门，庭前那株迟开的八重樱被夜露压弯了枝桠，绯红的花瓣簌簌落在青苔斑驳的石灯笼上。东京都心的高楼浸在淡紫色晨雾里，像二十岁那年蜷在横滨港舷窗边望见的远山。
转角便利店的玻璃门结着白霜，收银台后的姑娘照例用北海道口音说“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热咖啡的蒸汽在镜片上晕开时，忽然听见身后有人用闽南话问关东煮的价钱。1983年春天，我也是这样攥着五十音图的手抄本，在池袋站前对着便当店的价目表发怔。当时没料到，那些歪斜的片假名会成为后半生最熟悉的字体，像落在掌心消融的雪片，待要握紧时已化作凉津津的汗。
柏青哥店的霓虹总在暮色初临时亮起。钢珠坠落的脆响里飘来油炸天妇罗的味道，这让我想起基隆港码头鱼市飘着的虾油味。渔汛期母亲总在凌晨蒸好芋头粿，米浆裹着红葱头的香气穿透三十年光阴，反倒比昨日在目黑川尝到的樱饼更真切。关东的梅雨总带着股涩味，不似家乡的雨裹着咸腥的海风，落在瓦檐上像谁家媳妇在石臼里捣麻糬。
上野公园的银杏转黄时，附近中华料理店开始卖腊味饭。老板是上海来的第三代华侨，案头供着妈祖像和招财猫。我们常在打烊后对酌，绍兴酒里泡着说不出口的乡愁。昭和六十二年的雪下得特别大，他教我在冻僵的玻璃窗上写“歲寒知松柏”，冰碴子扎进指纹的裂口，比初来日本时被寿司店老板骂“馬鹿”还疼。
洗衣房烘干机轰隆隆转着，隔壁菲律宾女孩的手机正在播放演歌。混着电子音的《津轻海峡·冬景色》飘过晾衣绳，绳上挂的蓝染布和服腰带被吹得猎猎作响，倒像年轻时在神田祭看到的山车彩幡。浅草寺的签文说我是“浮草之命”，当时觉得冤屈，如今看着孙子用大阪腔和同学讨论J联赛，忽然明白漂萍生了根，也能在异乡的池塘开一季紫阳花。
入梅前最后一个晴天，我蹲在檐廊擦那只从鹿儿岛带回的萨摩烧茶碗。裂纹里积着茶渍，釉色倒是愈陈愈亮，像这些年学会的处世之道——移民这回事，说到底不过是把故乡的茶叶，沏进异国的泉水里。玄关的风铃又响起来，这回落下的樱瓣沾着神奈川的海风，轻柔得像母亲当年别在我衣襟上的玉兰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