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四十三分，实验室的玻璃幕墙外泛起鱼肚白。我把第七组培养皿放进恒温箱时，指尖还残留着零下196度液氮的刺痛感。这是我在京都大学分子生物研究室的第三个年头，也是失眠成为常态的第三百零二天。走廊尽头传来保安巡查的脚步声，混着远方的乌鸦啼鸣，在被精密仪器分割成网格的光影里，我忽然想起奈良古寺飞檐垂落的雨铃，那声音与家乡武夷山茶园的春涧竟有七分相似。
生存与学术的夹缝比超净工作台更逼仄。签证更迭时法务局的铅灰色座椅吞噬了半个春天的光阴，教授皱起的眉头比电子显微镜下的蛋白结晶更难揣测。每当填完第八张外国人居留申请表，总会对着"帰化"和"永住"的选项怔忡良久——银阁寺的苔藓年复一年地绿，而我用实验室离心机甩干的衬衣却总在梅雨季长出新霉斑。便利店店员将我的名字"林雪"念成"ハヤシ・ユキ"时的微妙停顿，如同基因转录时偶尔出错的碱基对，在寂静的深夜反复重组着身份认同的螺旋。
研究室窗外五重塔的铜风铎被台风吹落了三次。某次暴雨夜抢救实验数据时，浑身湿透的助教突然说起他祖父在长崎造船厂与德国工程师打交道的往事。发黄的咖啡滤纸在热水中舒展，关于殖民糖业与半导体产业的历史尘埃在氤氲水汽中漂浮。这让我想起博士论文里那些沉默的基因片段，它们的表达图谱里是否也藏着一座座看不见的虹桥，链接着筑波山的枫叶与鼓浪屿的凤凰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