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箱摊开在地板上，像是张着大嘴等待投喂的怪物。我蹲在一摞摞尚未拆封的日语教材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封面上"新完全マスター"的烫金字体，窗外的樱花正开得歇斯底里，粉白的花瓣不断撞击着玻璃，像极了三年前我办理经营管理签证时那份孤注一掷的执念。签证许可通知书在西装内袋里发烫，我却突然看清了那些被樱花滤镜模糊掉的真实纹路——深夜十二点便利店的日光灯下，工薪族脖颈处被领带勒出的青紫淤痕；公寓管理员老妇人永远标准的45度鞠躬里，藏着对独居外国人的戒备；更不必说每周准时出现在信箱里的区役所通知单，日复一日提醒着我永远处于"外来者"的微妙处境。
东京的职场礼仪教会我在晨会上用三分钟说完所有重点，却学不会理解同事午餐时心照不宣的座位排序法则。当我在居酒屋聚餐时第七次成为话题终结者——不是因为日语生涩，而是无法跨越"本音"与"建前"的次元壁——那杯没喝完的乌龙嗨棒在掌心结出细密水珠，氤氲出故乡老茶馆里长辈们直来直往的谈笑声。加班后独自走过新宿站西口的斑马线，黑压压的西装人潮中突然浮现父亲中风后略显僵硬的右手，此刻他正倚着老房子的榆木窗框，用那支不太听使唤的钢笔在日历上勾画我上次归国的日期。
决定撤回投资申请的那个清晨，不动产中介发来代代木公园旁新竣工的塔楼照片。38层全景落地窗外，富士山正从晨雾中显形，但我的视网膜却固执地投影出江南梅雨季里母亲那把褪色的油纸伞。当法务局的工作人员将公司藤本递还给我，印章上的樱花木纹在夕照里泛起暖意，恍惚间竟与祖父书案上那块寿山石渐渐重叠。归国航班腾空而起的刹那，机翼割裂的云层间，我看见二十四岁的自己拖着行李箱走出成田机场，而某个平行时空里，白发苍苍的我仍固执地抱着"永住权"的执念，在异乡的梅雨季里反复擦拭着生锈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