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晨雾未散的巴拉那河畔，一群身着褪色和服的妇女弯下腰，将手掌深深插入赭红色的土壤里。这是1953年春天的某个清晨，三艘悬挂着巴拉圭国旗的渡轮刚刚靠岸，甲板上摞着印有“神户港”字样的樟木箱，压着日语假名书写的家信。十六岁的松本澄子记得父亲摘下眼镜擦拭的动作格外缓慢——镜片沾着的不是巴拉圭湿润的河风，而是某种更为沉重的、咸涩的液体。
他们身后的大正时代移民潮早已褪色成泛黄的老照片。二战结束后，当东京街头游荡着失业者与战争孤儿时，南美大陆的翡翠色丛林正在国际移民组织的蓝图上闪烁。巴拉圭政府递出的橄榄枝浸透着务实：东方的耕作技艺能唤醒查科地区沉睡的沃土，而来自远东的移民将用水稻田填补这个内陆国家粮食自给的沟壑。四万名日本国民在昭和天皇《人间宣言》的电波声中签订了契约，却无人告诉他们，契约背面印着热带蚊虫的翅纹与马黛茶苦涩的回甘。
身着瓜伊拉棉布衬衫的土著孩童在橡胶林边缘窥探，看这些会用木头雕刻出微型神社的陌生人如何在砖窑与稻田之间划出经纬。第一茬旱稻抽穗时，亚松森报纸头条惊现日语与瓜拉尼语交织的杂交词汇：ジャパン・テラ（日本土地）。当伊藤忠商事的分公司在东方市竖起霓虹招牌时，巴拉圭人突然发现，自家后院的无花果树上，晾晒的不再仅是巴拉圭蕾丝，还有散发着味噌气息的蓝染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