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东京街头弥漫着不安的气息。人力车夫喘着粗气从印刷厂门口跑过，沾着油墨味的《朝日新闻》被报童攥在汗湿的手心里，头版赫然印着“失业率突破15%”的加粗黑体。三轮货车满载着扎成方块的草席被褥，沿着隅田川缓缓驶向码头，车辙在早春的冻土上碾出深浅不一的沟壑——这是今年第三批被登记在案的海外移民，他们用麻绳捆住的行李箱上，隐约可见毛笔写就的“巴西”“秘鲁”字样。
海关钟楼的指针尚未指向辰时，神户港已挤满黑压压的人群。穿立领制服的海务官机械地盖章，金属徽章在晨光下泛着冷冽的光泽。穿山渡海的汽笛声中，某个北海道农户正偷偷将神社的泥土缝进女儿的内衣夹层，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辍学生反复摩挲着被体温焐热的《南美农垦指南》，而角落里的退伍兵低头盯着凹陷的左腿裤管，把军部发放的南太平洋种植园宣传册揉成了皱巴巴的一团。
此刻的“秩父丸”货轮正在调整吃水线，底舱飘来刺鼻的除虫粉气味。甲板上的移民课官员举着铁皮喇叭，提醒两千多名乘客赤道线附近的饮用水分配方案。咸涩的海风掠过被褥堆砌成山的舷窗，裹挟着熊本方言与东北腔的私语，撞碎在写满葡萄牙语标语的桅杆上。当太阳攀升至第六根缆绳的高度时，有个戴毡帽的老农突然跪下朝东方磕头，他身后缓缓合拢的雾霭里，淡青色的岛国轮廓正一寸寸溶解在海平面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