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春的清晨，抚顺火车站飘着细雪。站台上零落的行李箱裹着薄霜，十二岁的田中良子紧攥母亲和服衣袖，望着青灰色站牌上陌生的汉字。她记得父亲说这是片流淌着黑色黄金的土地，关东军开拓团的先遣队用秸秆和木板搭建的房子就立在浑河岸边。寒风中，来自九州的移民们呵出白气，裹着棉布包袱的队伍沿着铁路线散成蜿蜒的黑点，像墨迹渗入雪白宣纸的褶皱。
这种渗透早在明治末年便悄然开始。日本殖民机构「满洲拓殖公社」档案显示，至1936年末，抚顺煤矿周边已形成六个「模范移民村」。茨城县农民中村次郎在乡邻羡慕的目光中登上「白山丸」邮轮时，怀揣着政府发放的《满洲农业指导手册》，却不知道等待他的是柞树林间板结的黑土。三千米外的千金寨贫民窟里，矿工王福顺蹲在油毡棚前，望着远处移民村落升起的炊烟，在烟袋明灭间将生活重压归咎于「东洋人的水田抢了俺们浇地渠」。
钢铁与血肉的碰撞声最终撕碎田园幻象。1945年8月11日，苏军坦克履带碾过抚顺郊外移民村的玉米地，开拓团仓库里未及销毁的《入殖者名簿》被狂风吹散，纸张飞舞中，失去军队庇护的移民妇孺开始向安东溃逃。曾在满铁医院工作的山口医生在回忆录里写道：「婴儿哭声常在某刻突然中断，母亲用和服腰带系紧枯树的动作娴熟得令人窒息。」浑河岸边的四间房村，村民发现被遗弃的混血女婴时，她脖颈上还系着北海道外婆求来的护身锦囊。
2015年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89岁的原开拓团员佐藤隆造面对中国记者镜头，突然失声痛哭。他指认着展厅里的铸铁火盆，说这是当年监舍里唯一取暖器具，却没提寒冬腊月看守班长如何教会战俘们砌暖炕。抚顺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档案架上，二十三册《日本移民口述史料》与《满铁抚顺煤矿劳工调查》并排而立，泛黄的「満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合影里，少年们眼里的光与抚顺万人坑纪念馆墙上矿工眼底的绝望，隔着玻璃展柜构成诡异的对视。
浑河如今依然流过杨柏河桥，混凝土桥墩里或许还嵌着昭和十二年立的「开拓纪念碑」残片。平顶山麓的樱花林年年绽放，晨练的老人经过刻着中日双语的「共生之碑」时，偶尔会驻足以手机拍摄，社交媒体定位显示「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这个曾被标注为「弥栄村」的地方，正在将斑驳的记忆碾磨成某种超越仇恨的微尘，散落在中日两国年轻人扫码支付的咖啡馆里，融进留学生交换礼物的纸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