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机场的落地玻璃映着十二月的铅灰色云层，施耐德拖着两个28寸行李箱站在传送带前，第十次确认腕表上的柏林时间。羽绒服内袋里那张居留许可卡的棱角硌着肋骨，他伸手调整位置时碰到了中国招商银行的信用卡——这张在浦东机场免税店刷掉最后8000元人民币的薄塑料片，此刻像一块滚烫的烙铁。
接机厅的电子屏闪烁着"HerzlichWillkommen"，他盯着那个陌生单词的拼写，直到视网膜残留的光斑组成母亲在虹桥火车站送别时的脸。四十七小时前那碗阳春面的热气还萦绕在鼻尖，此刻呼吸到的却是裹挟着柴油与黄油气息的巴伐利亚寒风。海关人员盖下入境章的闷响惊得他手背青筋跳动，盖章声与二十年前深圳海关戳在父亲单程证上的声音，在记忆里形成了诡异的共振。
房东太太的雪铁龙轿车穿过玛利亚广场时，后视镜里哥特式钟楼正敲响整点。施耐德攥着三个月前打印的A1德语证书，听见后座传来裹在襁褓中的婴儿哭声——这个在德语夜校教材里反复出现的"dasBaby"，此刻正真实地分泌着奶腥味的热气。车载电台突然迸发的拜仁方言让他的太阳穴突突直跳，那些在在线课程里反复聆听的标准高地德语，像被扔进碎纸机的文件般裂解成无意义的音节。
夜幕降临时，他在奥林匹克公园旁的公寓楼里打开了第37个纸箱。中国带出来的九阳电饭煲沉默地蜷缩在德标转换插头旁，液晶屏上的"精煮"字样在220V电压下亮得刺眼。当厨房飘出当归鸡汤的蒸汽时，楼下垃圾房传来分拣玻璃瓶的叮当声。施耐德突然意识到，这个由双元制名词词性和垃圾分类手册构成的新世界，正在以某种不可逆转的方式重构他的生物钟——就像冰箱贴上的Terminkalender，把人生切割成无数个预约医生的电话时段和市政厅文件递交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