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京都像一只搁在竹帘上的冰块，我推着购物车站在超市入口，冷气扑上来时颈后的汗珠集体收缩。货架间的鞠躬礼总让我手足无措——三十七度鞠躬的标准角度储存在收银员脊柱里，像是某种与生俱来的身体记忆。我的九十度回礼每次都引起轻笑，有位戴银丝眼镜的欧巴桑教了我三个月：“只要让风从后背和脖颈间流过就好。”可她不知道，北海道吹来的风总在掠过我的金发时突然减速。
冷藏柜前研究纳豆包装的第十六天，自动感应门开始无视我的存在。黄昏时段穿着优衣库的浅蓝衬衫靠近，红外线光束像扫描条形码般掠过我的虹膜，金属门页却始终保持着冷酷的闭合状态。排在后边的老先生轻车熟路地侧身切入感应区，门扉温顺地向两侧退去，留我在四十五度的沥青地面上蒸腾成一团错误代码。暮色把玻璃映成一面西洋镜，我看见自己灰扑扑的影子正在和二十六年前北海道牧场的荷兰挤奶工重叠——那位总被村里孩子追着喊“雪人先生”的移民，墓碑上至今刻着片假名写就的名字。
冰柜的霜花在睫毛上结晶时，突然想起社区公告栏的防灾手册。第三十七页用加粗字体警示：金发人士请避免独自夜行，大阪警察厅去年收到过七起“可疑发光物”误报警情。货架转角传来高中生嬉闹的声浪，我迅速把购物车里的咖喱面包换成梅子饭团——某种幼稚的伪装，仿佛胃袋的国籍也能通过食物更迭。便利店员核对我寄居卡时的停顿像道透明的膜，每次都要把护照上的罗马音姓氏拼读三遍，就像幼儿园老师在辨识蜡笔画里扭曲的五十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