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下的东京新宿歌舞伎町，不同肤色的人们穿行于霓虹灯招牌之间，越南料理店的鱼露香气与巴西烤肉店的烟熏味在街道上交缠。2024年1月，日本总务省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外国籍居民数量已突破328万人，创下历史新高。这个曾以“单一民族国家”自居的岛国，正经历着明治维新以来最剧烈的社会重构。
江户时代的锁国政策在日本人血液里刻下了深重的排他基因。1885年《清国劳工取缔规则》的颁布，标志着现代日本首次将外国劳动力纳入国家治理体系。长崎三菱造船所引入的375名中国技工，成为撬动近代化进程的隐形杠杆，却也埋下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六千朝鲜移民惨遭屠杀的隐患。这种矛盾性始终贯穿日本移民史——当横滨港的蒸汽船载来德意志工程师指导铁路建设，大阪的纺织女工宿舍里，来自殖民地的朝鲜少女正忍受着“勤劳报国”的训诫。
经济高度成长期揭开了新的序幕。1990年《出入境管理法》修订，日裔南美人持"定住者"签证潮水般涌入丰田市的生产线。滨松市的巴西学校一度激增至17所，葡萄牙语标识遍布市中心。这种政府精心设计的“可逆移民”模式，随着2008年雷曼危机轰然崩塌——静冈县沼津市的日裔巴西人聚居区，失业者抱着纸箱在职业介绍所门前排起长队，企业优先解雇外国员工的政策撕碎了温情脉脉的多元文化面纱。
当前的老龄化现实迫使日本开启移民政策的潘多拉魔盒。2019年4月创设的“特定技能”签证体系，原计划五年引入34.5万外国劳工，实际达成率至今不足六成。埼玉县川口市的菲律宾看护士凌晨4点辗转于多个养老机构，岐阜县美浓市的越南技能实习生连续三个月超时工作，这些灰色地带的生存状态暴露着制度设计的先天缺陷。神奈川县川崎市的中日混住社区，垃圾分类说明书需要翻译成六国语言，传统町内会组织正艰难适应多语言表决会议的新常态。
京都大学社会学教授斋藤里美指出：“日本正在重复德国六十年前的经济优先主义错误。”东京奥运会上八种语言播报的开幕式，与地方政府职员核查外国人登录证时的戒备眼神，构成这个时代最醒目的认知裂痕。当2023年新宿区役所出现首位越南裔公务员，当京都百年老铺和果子店开始研发符合清真标准的羊羹，这些细微变化正在松动列岛社会的深层结构。移民问题如同透视镜，映照出日本在保守与开放、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永恒踌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