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3世纪起，来自日本列岛的移民就开始在朝鲜半岛南部留下足迹。根据《三国志·魏书》记载的"弁辰狗邪国"记载，倭人沿着朝鲜半岛南部的海路建立据点，这种地理上的邻近性开启了持续千年的迁徙序幕。当朝鲜三国时代百济王室多次向倭国派遣工匠与学者时，这些流动人口不仅传播了佛教与汉字，更将大陆的青铜器铸造、水利工程等先进技术引入列岛，促成日本从绳文时代向弥生时代的文明飞跃。
明治维新后急速膨胀的帝国野心，将移民政策转化为殖民扩张的工具。1895年根据《马关条约》获得的台湾成为首个试验场，总督府通过"内地延长主义"推动30万日本人移民，在台北建成仿照银座的荣町商业区，却在屏东山地推行强制同化的"理蕃政策"。更强烈的移民潮涌向1910年吞并的朝鲜半岛，至1945年当地日侨突破85万人，平壤的中心城区大明町完全复制京都棋盘式格局，总督府颁布的"创氏改名"法令强迫75%朝鲜家庭改用日本姓氏，这种文化抹杀政策在光复后演变为持续数十年的身份认同创伤。
太平洋战争期间，作为"大东亚共荣圈"战略的重要组成，近百万日本移民被有计划地输送到中国东北。满铁调查部1939年绘制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图》显示，开拓团沿着铁路线和军事要塞分布，在黑龙江依兰县建立的全日式村落中，移民通过"出荷制度"低价强购当地农民粮食，导致1932年震惊中外的土龙山暴动。这种殖民经济模式最终在1945年8月崩解，超过七成遗华日侨被遗弃在东北冰原，日本政府2003年解密的外务省文件显示，当时驻满机构故意销毁移民名册以推卸责任。
当代横滨中华街的福建移民第五代与神户南京町的广东后裔，同昭和后期回流的旧殖民地日裔形成复杂文化光谱。大阪生野区的在日朝鲜人聚居区保留着昭和初期的长屋建筑，福冈筥崎宫的七夕祭却融入韩国传统纸艺。这种文化杂交现象背后，是NHK2015年《我们的战后补偿》纪录片揭示的集体记忆撕裂——85%在日韩裔仍保留"李""金"等朝鲜姓氏，但仅有32%能流畅使用祖辈语言。日本法务省2020年调查报告显示，归国者第三代的大学升学率比全国平均低18个百分点，折射出身份认同困境。
在冲绳县与那国岛，距离台湾花莲仅110公里的海面上，二战后自发形成的民间交流网络正书写新的移民史。2019年开通的直航航线带来每月3000人次的往来，台南虱目鱼养殖户与石垣岛和牛牧场主结成技术联盟，这种非官方的经济移民正在重塑东亚地缘文化版图。正如京都大学移民研究所2023年报告指出的，当历史伤疤被民间活力重新缝合，移民创造的混合文化正在孕育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东亚新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