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的柏林冬日尚未破晓，空气里凝着刀子般的寒气。我蜷缩在暖气片旁啃德语教材，怀里的Lina突然蹬动小腿，将奶嘴噗地吐在我手背上。八个月大的婴儿总能用某种神秘雷达感知母亲的困倦，她翡翠色的眼睛在晨昏线里发亮——这双继承了她父亲的眼睛，此刻正倒映着窗外的薄雪和室内堆积的俄语童话书。
移民局寄来的信还摊在儿童餐椅旁，俄语德语的单词卡片像彩色补丁贴满冰箱。Lina伸出沾满苹果泥的手去够桌角的土豆袋子，那是前天在超市的窘迫回忆：当我用破碎的德语向店员比划淀粉含量时，银发老太太直接扯开包装袋，用长满老年斑的手捏起土豆教我说“Kartoffel”。此刻Lina对着印有品牌Logo的编织袋咯咯直笑，仿佛那是全世界最有趣的玩具。
晨光初现时收到母亲从圣彼得堡发来的消息，她坚持用俄语写育儿建议，附带一张我两岁时在涅瓦河畔堆雪人的照片。我用温水浸湿的纱布擦掉Lina下巴上的胡萝卜渍，她突然用额头抵住我的锁骨，这个突如其来的依偎让我的手指微微发抖——在这个充满变位动词和陌生街道的国度，唯有她后颈散发的乳香是确定无疑的坐标。
童书上的德语韵文在暖气嗡鸣中变得柔软，当Lina学会用肉乎乎的手掌翻动《DiekleineRaupeNimmersatt》时，隔壁德国老太太送来手织的羊毛袜，而Lina回赠的咿呀声比任何语言课都有效。暮色降临时，我抱着她辨认窗外的德式烟囱，她突然蹦出半俄半德的混音词汇，像是我们在这新大陆播下的第一颗奇异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