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蹲下身为我系好皮鞋的搭扣时，我正盯着玄关那双漆木筷子发呆。它们斜斜躺在青灰色石砖上，像两根折断的翎羽——方才父亲挥动筷子训话，指尖力道太大，让其中一支滑进了常年供奉着日本招财猫的神龛缝隙。
“在学校用はし（筷子）喝汤会被笑哦。”母亲用闽南话在我耳边细语，手指灵巧地翻动鞋带。她总把日语词汇掰碎了揉进方言里，如同将味噌兑进牛肉汤，搅拌出某种奇异的和谐。七岁的我看着橱柜第三层里并排摆着的陶制饭碗与漆器膳盒，过早地明白了这种混乱才是常态。
课间便当总会引来窥视的目光。当佐藤同学打开缀满樱花的双层便当盒，露出粉嫩玉子烧时，我的保温瓶正蒸腾着当归鸭的辛香。热气熏得前排男生夸张地捂住鼻子，我却暗自数着保温瓶外壁凝结的水珠，仿佛那些滑落的轨迹能勾勒出某个朦胧的故乡。国语课学到「郷愁」这个词时，我的铅笔尖突然折断了，碳粉在作业本上洇开墨色的岛。
十五岁那年，父亲执意让我参加华人新春祭典。红灯笼在涩谷街头飘摇，穿旗袍的姐姐们踩着木屐摇摇晃晃。当我的三味线混入二胡的呜咽时，某种尖锐的震颤突然贯通手掌——就像那天在公民课被问到国籍，脱口而出的“日本人”在舌尖突然拐了个弯，变成含混不清的犹豫。
成人式那夜，我替祖母捧着佛坛供果，看烛火在父母并排摆放的灵位前跳跃。中国制的铜香炉与京都买的漆器念珠在烟霭中渐次模糊，化作记忆里那双总在交界处徘徊的筷子。如今我终于懂得，当母亲把汉方药材装进印着招财猫的药袋，当父亲用关西腔哼唱童年听惯的闽南歌谣时，那些踉跄的文化碰撞早已在血脉里长成新的骨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