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没有标题）
圣茨基在希思罗机场的玻璃穹顶下站了足足十分钟。三十七公斤的行李箱轮子卡在地砖缝隙里，像某种不祥的预兆。八月的伦敦弥漫着潮湿的柏油味，这让他想起彼得堡郊外炼油厂上空的雾，灰蒙蒙里浮动着铁锈红——两年前他亲手焚烧签证文件时，跳跃的火焰也染着这样的颜色。
移民局的官员用圆珠笔反复戳着护照上的乌克兰国徽，三次要求他重复拼写姓氏。"S-h-c-h-e-t-k-i"，最后一个音节抵在上颚发出的气音让那人皱起眉。钢印落在居留卡上的瞬间，隔壁窗口爆发出俄语脏话，三个安保人员按住某个斯拉夫面孔的中年男人，扯碎的机票纸屑如同雪花飘到他脚边。圣茨基蹲下身捡拾时，摸到西装内侧口袋里的银色酒壶，父亲在敖德萨港灌进去的伏特加已经发酵出铁腥味。
最初三个月他蜷缩在温布利的合租屋里。天花板霉斑长成克里米亚地图的轮廓，印度房东每次收租都要盯着他的东正教十字架项链多看两眼。超市冷藏柜里的腌鲱鱼标价让他想起大学时在基辅打工的印刷厂，整夜踩着油墨未干的《真理报》，月光透过气窗在列宁像上割出明暗交界线。某次在公园被误认为波兰劳工时，他用螺丝刀在长椅底部刻下三组等长的竖线，第三组永远停在第四条——每次英语夜校结课的星期三，地铁口乞丐的口琴声总让他忘记添上最后一道。
转折发生在十一月某个薄雾清晨。圣茨基在建筑工地摔碎了新买的智能手机，液晶屏裂痕间晃动着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拼贴投影——父亲临终前用乌克兰语说"家是血滴在雪地的形状"，此刻却从波兰裔工头眼里读到了相似的菱形光斑。那个下午他们在集装箱改装的休息室分食烤马铃薯，油墨印刷的工资单在柴油暖风机里烧成蝴蝶，飘向泰晤士河南岸金融城的玻璃幕墙。
现在他习惯在深夜便利店用英镑硬币练习变魔术。收银台背后的监控屏幕泛着莫斯科地铁站壁画般的蓝光，波兰移民女孩的睫毛在监控盲区投下十字阴影。当第一批圣诞彩灯点亮苏活区街角时，圣茨基突然意识到自己开始用英语做梦——梦里没有国境线，只有无数只行李箱在海关传送带上缓慢旋转，金属搭扣碰撞声化作教堂钟鸣，而安检X光机里流动的，是第聂伯河永不封冻的春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