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京都一条不起眼的巷弄里。每日晨光初现时，总能听见木屐踩着青石板路的声音，混着巷口甘酒屋蒸腾的甜香。那年春天寺院垂枝樱开得放肆，我趴在仁王门褪色的红漆门框上，看着穿袴裤的摄影师半跪在地上，镜头对准屋檐下三色花猫优雅的弓背。这样的场景本该镶嵌在鸭川的流水声里，直到某个清晨，装着抹茶粉的木箱堆满了小巷，系着法式围裙的女人将我装进印满拉丁字母的航空箱。
此刻我的肉球正按在巴黎七区某间公寓的窗台上，玻璃外侧凝结的薄霜带着塞纳河的水汽。曾经熟悉的腌昆布味道被楼下咖啡馆飘来的可颂香气冲淡，鱼形的和果子变成了银餐具旁淋着巧克力酱的玛德琳。我的日本主人总用略带走音的日语叫我"咪酱"，而法国兽医诊疗台上，我有了个绕口的名字叫"MonsieurSakura"——窗外的确有三棵樱树，但花瓣边缘泛着和京都不同的淡紫色。附近的居民常举着手机对我拍照，他们不知道我尾巴尖微微发颤时是在模仿伏见稻荷的鸟居排列，更不会注意到我见到法棍面包落地时，下意识做出的招财猫手势。
圣路易岛古董店老板娘说我像浮世绘里走出的生灵，却在看到我追逐马卡龙包装纸时笑出声。我逐渐习惯在塞纳河驳船的汽笛声中打盹，尾巴会跟着手风琴的旋律轻轻摆动。偶尔有游客用日语喊"かわいい"，我会在原地转个圈，让和服图案的项圈迎着巴黎的夕阳发光。上野公园的朋友们或许以为我消失在那场台风里，实际上我正在奥斯曼建筑屋顶上，踩着月光练习左岸咖啡馆爵士乐的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