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棕榈叶的缝隙，落在竹编的窗帘上时，我已经蜷缩在草席上数了四个小时的心跳。潮热的空气像浸了盐水的棉布裹住身体，肋骨下方的钝痛仿佛卡着一块晒干的椰壳，每一次呼吸都牵扯出火辣辣的灼烧感。隔壁木屋飘来炭火烘烤芋头的焦香，混合着海风送来的咸腥，这原本让人安心的气息，此刻却在胃部翻搅出酸涩的浊浪。
三个雨季前，我还能赤脚攀上火山岩礁石，将渔网撒得像朵盛开的木槿花。如今走二十步到村口卫生院的水泥台阶，就得扶着生锈的铁栏杆喘上好一阵。穿白大褂的澳大利亚女医生总说我的肺叶像被台风扫过的芭蕉叶，可药柜里标着英文的银色铝箔药片，效力总比不过祖母用露兜树根熬煮的褐色汤汁。直到那天咳出的血沫染红了独木舟的桨，祭司握着打磨光滑的砗磲贝壳在我胸口摩挲良久，终于叹了口气：“该去有闪电的城市了。”
维拉港医院的空调冷得人牙关打颤。走廊墙壁上褪色的海龟海报被荧光灯照得发青，轮椅滚过地砖的声音混着走廊尽头模糊的克里奥尔语啜泣。给我抽血的护士戴着印有中国国旗的胸牌，针头刺入皮肤的瞬间，她轻哼着让我想起雨季前风暴的调子。窗外起重机正在搭建新的住院楼，钢筋骨架投下的阴影与远处珊瑚礁泛起的绿松石色浪花相互切割，如同我体内交战的传统药草与抗生素。
深夜输液时，隔帘那头传来部落长老诵经般的祷告，掺着心电监护仪的规律蜂鸣。来自新西兰的呼吸治疗师教我用吸管吹气球，塑料薄膜膨胀的簌簌声里，我听见海浪拍打黑沙滩的永恒韵律。当首批中国援建的医疗船泊岸那天，咸涩的海雾中，穿白大褂的异国医生和握草药袋的本土巫医并肩站在码头上，红蓝十字标志与露兜树叶编织的护身符在风中纠缠飞舞，仿佛受伤的岛链终于等来双重洋流的治愈。
